【編者按】“三元結構”與“品字形”權利格局的建立，既是中國國企法人治理結構完善的表現，更是中國國情“第三模式”確立的基礎。這是借鑒世界各國公司管理模式的新發展，對防範目前世界性的戰略主題——“系統性風險”將起到制度性保障作用。
2011年以來，中國國企在海外投資接連“受挫”，表現的外部性帶有“偶發”性，但細分析實則不然，其中含有一定的“必然”性，尤其所產生的“一系列連續受損的”及“風險和收益不對稱”的特徵，使得儘快完善中國國企法人治理結構的問題愈發急迫。
企業體制的探討，說到底是公司的權力配置問題。各國現代企業的治理結構雖然都基本遵循決策、執行、監督三權分立的框架，但在具體設置和權利分配上卻存在著差別。
英美國家公司在董事會內部設立不同的委員會，如附設執行委員會、任免委員會、報酬委員會、審計委員會等，都由董事長直接領導，有的實際上行使了董事會的大部分決策職能。董事會是股東大會常設機構，而執行委員會則成為董事會常設機構。因為決策者既是董事長也是最大股東，對公司事務有著巨大影響力，所以不願讓太多的人分享他的決策權。他們將董事分成內部董事和外部董事，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外部董事比例呈上升趨勢。按理，這會加強董事會對經營者的監督與控制，但英美大公司中同時存在的普遍現象是公司首席執行官兼任董事會主席。這種雙重身份實際上使董事會喪失了獨立性，難以發揮監督職能。
英美公司中沒有監事會，而由公司聘請專門的審計事務所負責有關公司財務狀況的年度審計報告。公司董事會內部雖然也設立審計委員會，但只是起協助董事會或總公司監督子公司財務狀況和投資狀況等的作用。由於英美等國股市非常發達，股票交易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公司財務狀況的真實披露，而公司自設的審計機構難免在資訊發佈的及時性和真實性方面有所偏差，所以，英美等國很早便出現了由獨立會計師承辦的審計事務所，由有關企業聘請他們對公司經營狀況進行獨立審計併發布審計報告，以示公正。
德國公司設有監事會。為了使監事會更好地執行職能，德國公司法還賦予了監事會更強有力的職權，如對董事的選任權、解任權。近年來．在實際運行中，監事會的監督不僅是對有關被決定的事項以及實施狀況的事後監督，在董事做出政策決定和計劃等的必要情況下，監事會也存在與董事協商，同時給予董事忠告的義務。在公司法中規定，監事對公司業務執行雖然不具有決定權，但對於一定種類的業務限定於得到監事會同意時方可實施的宗旨被確定了下來。這對於保護監察、監督的實效性有著重要的意義。
日本明治維新後全盤承接德國的公司法規創建日本的公司，因此日本公司同樣具有在二元結構制管理上的鮮明特點。
英美與德日公司兩種內部監督機制的產生，都是基於本國國情。在“降低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帶來的代理成本”這一共同的經濟性原則下，因為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背景不同而產生了兩種不同的制度設計。追索西方公司管理制度的歷史的發展淵源，特別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是：任何一種制度的設計，都有其局限性，移植或嫁接都必須結合本國實際，尤其要注重制度創新。
中國現行公司法基本是照搬了英美法係和德國大陸法係的經驗，于1993年頒布《公司法》正式設立了董事會和監事會制度。但監事會能否有效行使監督權，取決於它是否具有組織上的獨立性。我國公司法規定，監事會是股份公司必設機關，是與董事會地位平等的平行監督機關。在實踐中，監事會的監督職能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監事會的監督職能未能充分發揮，未能有效制止目前公司董事、經理濫用權力損公肥私，謀取不正當利益的現象，並由此導致國有資產流失和產生高昂的代理成本，以致產生“系統性風險”。
現有國企監事會負責人多為國企工會負責人擔當，行政級別比公司管理層至少“降低一個大級”，以如此管理架構，要國企監事會去“監管上級”的行為，其結果不言自明。眼下的一些熱點問題諸如中小股東利益得不到保護，債權人利益受損，國有資產流失等不正常情況的持續發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凸顯出中國企業監事制度不健全，監事會虛化的事實。
目前各國企董事會所聘獨董，多為“退離高官”，功效僅表現出為企業鍍“金邊”的特徵。據滬深兩市上市公司年報統計，獨立董事中有眾多前部委、省區高官的身影，且身價昂貴。由於他們身兼數職，事務繁忙，缺席董事會議成為這些獨董的普遍現象，更無法盡到獨董的法律義務。
基於現實，筆者認為，需要構建合符中國國情的企業管理制度：或曰第三模式。這要求把現代企業制度的優勢和國有企業的政治優勢結合起來，確保公司法人治理機制的有效，確保黨組織政治核心作用的有效。這“兩個有效”有機結合，就能形成中國國企的特殊優勢，在防範系統性風險的基礎上，形成新的核心競爭力。
為此，需要在法律上擴大監事會的職能，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加大監事會的監督許可權，能對決策與重要工作及環節實施“擁有一票否決權”；將時間上的定時監管轉為常態監管，實現監事會的監管日常化和常態化。另外，需要賦予黨在監事會的“政委職能”，對高管實施“雙軌制”管理。這樣，在國企所構架的“雙軌制”體系中，突出黨的領導作用；在出資人的監管體系中，突出國有資產管理的功能，而從總體上又體現出一切權力歸股東大會的現代制度理念。
按這個設想構建的國企法人治理新結構，表現出董事會與監事會在權力分配方面，具有鮮明的“對等”和權利“落地”的、符合中國國情的“三元結構”特徵：國企新治理結構在管理權、監管權和經營權配置方面，呈現“品字形”格局：行使國有資產管理權，負責管理國有資產；行使監管企業的管理權和經營權的執行，負責監督管理國有資產；行使在法律授權範圍內國有資產經營權，負責經營國有資產。由此，“在權力配置”上實現了從法律到經營的“三權分立”，形成符合中國特色的國企“品字形”權力架構。而董事會、監事會產生於股東大會；經理層產生於董事會、監事會，等於將權力還原于股東大會；決策者為董事會，經理層為執行者，監事會為“系統性制衡者”。同時，這需要修訂《公司法》中關於“獨立董事”的相關規定，精簡“獨董”設置，強調其職能應在“獨立”功能和代表社會股東利益方面發揮作用。
“三元結構”與“品字形”權利格局的建立，既是中國國企法人治理結構完善的表現，更是中國國情“第三模式”確立的基礎。這是借鑒世界各國公司管理模式的新發展，對防範目前世界性的戰略主題——“系統性風險”將起到制度性保障作用。
（作者為中國發展戰略學研究會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