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家世

　　今年已经91岁高龄的民建会员应伊利，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王光英的夫人。虽然年事已高，但她仍然美丽端庄，还常露出童真的笑靥，依稀可见当年靓丽的风采。她那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和多年来交往中的点点滴滴，越来越清晰地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与应伊利身影相伴的，是印度诗人泰戈尔在《飞鸟集》中的那句名言：“生如夏花般绚烂”。夏日的鲜花，在盛开的瞬间便极力地展示自己的美丽，全部植物的生命 在花开的一瞬间达到了顶峰，完美而又盛大地绽放自己的希望。应伊利的一生正是这样尽兴地如夏花般绚烂地绽放着。

　　熟识的同志都喜欢称呼应伊利为“应大姐”。应大姐曾向我聊起她的家世：“我出生在江苏常州，后来随妈妈来到了北京。1938年妈妈在北京病逝，当时我已考取了北京辅仁大学教育系，我就留在北京读书了。”

　　在辅仁大学学习期间，应大姐结识了她的终身伴侣王光英，共同走上了一条传奇的人生之路。

　　嫁给王光英，也就是嫁给了具有同样不平凡家世的王氏家族。

　　王光英的父亲王槐青曾出任过北洋政府的农商部工商司长，继而代理过农商总长，曾以公使衔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1919年举行的巴黎和会和1921年举 行的华盛顿九国会议。后来，王槐青和黑暗的官场越来越格格不入，不肯同流合污，淡出政治舞台，之后即使生活已十分困难，也没有动摇过。

　　1951年，年逾古稀的王槐青由周恩来总理亲自聘任，成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首批馆员，直至1956年病逝于北京。

　　应大姐在谈到她的婆婆董洁如时，满怀深情。青年时代董洁如就接受进步思想，追求妇女解放。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董洁如经常教育自己的子女要做爱国青年。她的子女中有4个先后奔赴延安和晋察冀解放区投身到抗日救亡斗争中。董洁如的进步表现得到了中共地下组织的充分信任，1941年中共就与她建立了联系，在敌 人的白色恐怖下，董洁如勇敢机智地为地下党收藏文件，提供活动场所。

　　接手“洁如保育院”　 

　　1951年，应大姐加入了民建，在天津工作期间，她曾在华北城乡物资交流会上获得“特等劳动模范”光荣称号。曾任全国妇联常委、全国工商联执委，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妇女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妇女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曾获得“全国妇联三八红旗手”光荣称号。她连任过4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4年王光英出任光大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后，应大姐也因工作需要担任了光大集团的董事，以自己的干练和经验，协助丈夫展开工作并很快在香港打开了局面。光大集团公司成为改革开放后大陆在香港设立的第一家大型国有公司，有力地支持了内地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事业。

　　“洁如保育院”是应大姐的婆婆董洁如于1949年创办的，当时，全国人民正在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很多进北平城的干部双职工整日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养育子 女，为减轻这些同志的负担，董洁如在自家住宅内办起了“洁如保育院”，刘少奇的孩子们、叶剑英的女儿、杨尚昆的女儿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孩子在这里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光。“文革”中董洁如含冤去世，而她的事业则由应大姐传承了下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洁如保育院”复名，王光美委托其六嫂应大姐任该院名誉院长。

　　1989年，应大姐把“文革”后退赔给自己的5万元钱全部拿出来用于修复“洁如保育院”和添置用品。在全院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洁如保育院”事业蒸蒸日 上，知名度日益提高。2002年1月，经西城区教委批准，“洁如保育院”更名为“北京洁如幼儿园”。名誉院长应大姐不仅通过努力为幼儿园筹得可观的社会赞助款，还经常来到这里做养育儿童的具体指导。她教育老师们要抓住幼儿好奇、好动、好学、好问、好模仿的特点实施教育。多年以来，“洁如幼儿园”出色的工作 和高品质的教学得到了有关领导的高度赞扬，慕名前来要求入托的儿童源源不断。

　　家庭幸福的奥秘

　　应大姐不但有自己的事业，而且有典雅精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家庭生活幸福美满。

　　应大姐与王光英相识于20世纪40年代初。应大姐回忆说：“最让我印象深刻也最为感动的是，那时不论光英的工作有多忙，他总坚持每天写一封信甚至是两封。有时光英把信放到传达室托人转交给我，有时是他亲自在校门口等我，再把信亲手交给我。我至今都记得这样一个画面：光英斜靠在自行车边，一脸幸福的样子等待着他的女朋友。”1943年8月22日，这对幸福的恋人举行了婚礼。

　　在他们漫长的婚姻生活里，最坎坷的是文化大革命的艰难时光。在十年动乱中，王光英因受妹夫刘少奇冤案的株连，1966年10月被关进狱中，到1977年才被释放出狱。应大姐强忍着侮辱和悲痛，精打细算地从当时全家每月仅有的12元生活费中省出一点钱，在每次探监时，都给在狱中的丈夫送点好吃的。她一直鼓励丈夫要坚强地活下去，她的坚忍和忠贞给了王光英生存下去的极大勇气和力量。

　　应大姐说，这样的生活我整整过了十年。那时候我像生了什么病，呼叫声、孩子的哭声和警笛声都会引起我各种各样的幻觉。患难见人心，经历过这种刻骨铭心的苦难经历，王光英对应大姐更抱有难于言表的深深的恩爱感激之情。他曾经说，应大姐在狱外要牵挂狱中的亲人，还要教育和保护孩子，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在国外的 兄弟姐妹都写信要她到国外去，但她拒绝了。她知道，如果自己离开了在狱中经受身心折磨的丈夫，那给我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所以在往后的日子里，有时她为生活琐事发点脾气，我非常理解，从不计较，这是因为她在那时受的苦难和刺激太深太重了。他称自己的妻子是一个有政治敏感性、性格坚毅勇敢、心胸光明磊落、开 朗率直又有文化修养的女性，是自己一生中最可靠的后盾。他们共生育了四个儿女，应大姐对子女要求严格，教育子女热爱祖国，勤俭节约，不搞特殊，诚实守信。

　　1993年8月，他们度过了金婚纪念日。1997年，他们获得全国惟一的一个“金婚佳侣”特别奖。陈慕华在当年的颁奖大会上说，他们这对“金婚佳侣有个共同特点：道德情操高尚，热爱事业和生活，在人生道路上风雨同舟，携手共进。”

　　应大姐曾说起婚姻幸福的秘诀：就是夫妻之间的相互支持、共同的兴趣爱好和相同的生活习惯。

　　应大姐热爱民建，退休后她总是积极交纳王光老和她自己的会费，还多年坚持参加民建中央在京老同志学习座谈会等活动。她一直非常关心祖国的公益事业，曾多次将自己的工资积蓄用来捐献给受灾群众和儿童福利事业。她多次嘱托我，凡遇民建中央机关组织开展的捐款捐衣捐物活动，一定不要忘记通知她。“我和光英都要尽 一份自己的爱心。”

　　这不是一句随口说出的话。多年来，在向地震、雪灾、水灾的捐款中，应大姐和王光老的捐款数总是名列前茅，捐衣捐被捐物次次不落，有时还专门去买新棉被捐献灾区。

　　如今，应大姐与王光老享受着安详的晚年生活，他们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评价和亲切关怀，受到了亲人、朋友、人民群众的真诚爱戴和由衷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