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明火良，贵州遵义人，如今已93岁高龄，现离休在家安享晚年。虽然，因年龄的原因，听力已不太好，但身体的其它方面依然十分康健。吕老仍然每天坚持读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坚持关心着民建会的会务工作和支部的组织建设。

　　吕老于1949年6月参加民建，是成都市最早的一批民建老会员，也是解放后，经中共川西区委统战部和中共成都市委统战部甄别确认的26名民建会员之一。吕老一腔爱国热血为四川、成都民建的创立，为成都的解放所作出的贡献是共和国和民建会永远不会忘记的。吕老为中国民主革命奋斗的史迹将永远载入中国近代史的史册和民建会的史册。

　　一、从小立志 为民主而奋斗

　　吕老，1917年8月出生在贵州北部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革命圣地——遵义市的一个书香门第。受家庭教育影响，从小就具有正义感和爱国热情。在遵义三中读初中时，由于为人正派，积极上进，在同学中就很有威信和号召力，并有一定组织能力。曾因心怀报国之志，忧国忧民，而不满当时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怀着满腔热血，在学校组织、创办宣传民主的进步刊物《新声》杂志，被抓进遵义监狱关押。后来，在学校师生的声援下，政府才被迫释放了被关押的吕老。

　　1933年，吕老怀着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心愿，考入了著名教育家梁淑溟先生以贫民教育促进会开办的国立贵州师范学院学习。1936年毕业后，到贵州南部的惠水县政府担任合作指导员，负责农村的信贷指导工作，帮助农民解决农业生产的小额信贷资金。几年中，年青的吕明火良，在惠水县农村走村串户，帮助农民解决农业生产资金。在当时，由于制度腐败的原因仅仅靠个人的努力是无法改变中国农民被剥削，被欺压的悲惨命运。

　　由于在师范学院读书期间，吕老认识了当时兼任县合作室主任的黄肇兴教授。在抗战期间的1940年，黄教授调重庆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因看上了吕明火良的人品、工作能力和诚恳踏实的工作精神，黄教授在到重庆后，将吕明火良从贵州调来重庆，安排在员工消费合作社工作。1944年，黄教授到成都创办建业银行，并担任成都分行经理，吕明火良又随其调往成都建业银行担任分行襄理兼出纳股长。

　　建业银行是人民资本和民族工业资本合作创办的由地下党领导的特殊性质的银行。吕明火良在这里工作期间，先后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龚饮冰、张显慧、华永福和四川民建创始人、爱国民主人士陈祖湘等人，进一步受到民主、进步思想的影响，为他后来参加民建会的革命工作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成都建业银行工作期间，吕老为了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和理论水平，又于1947年到四川大学夜校经济系读书，直到1951年毕业。在此期间，吕老结识了在川大的地下党，参加了由地下党领导的地下进步组织——川大读书会。在参加读书会的活动中，使吕老更进一步受到进步思想的教育与影响。

　　二、参加民建 彰显男儿血性

　　吕老在建业银行工作期间，恰逢抗战中期。他目睹了国民政府的腐败和独裁专制，使苦难的中国人民遭受了更加深重的民族灾难，更加激发了吕老的爱国激情，希望为国家民族奉献自己的一腔赤忱，无奈报国无门。

　　抗战胜利后，成都的爱国工商业者们都迫切希望战后的国家能尽快恢复建设，治好战争创伤，期望国家走向政治社会改革，使国家经济好转，过上安宁的日子。而国民政府违背人民意志，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使中国工商界的爱国进步人士们大失所望。

　　1946年1月，为争取早日实现国家的和平民主，民建总会派出常务理事黄墨涵到成都发展“青年民主社”（民建外围组织）社员。经过有关人员介绍，首先发展了建业银行成都分行副经理陈祖湘入会，并接受了参加筹组民建成都分会的任务，开始成都民建的组织筹建工作。陈祖湘首先发展在成都工商界有较大影响的大星面粉厂经理张再生、兆丰面粉厂经理龚思义等人入会。

　　1947年，正当壮年，一身正气，满腔热血的吕明火良主动找到陈祖湘，请其介绍参加民建。在6月，与成都工商界的几位进步民主人士一道被吸收为筹建中的会员。对于为何要参加民建会时，吕老是这样告诉说的：“抗战胜利了，作为华夏子孙，大家都满怀希望为医治战争创伤，搞好国家经济建设出点力，尽一份赤子之心。无奈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违背人民意愿，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让我感到非常失望！我也是一个血性男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因为，在一起工作，我看见龚饮冰、张显慧、华永福和陈祖湘等同志不顾个人的安危，在为和平民主而奔走，我被他们的作为所感到。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爱国工商业者，怎么能置之不理喃！我崇尚实业救国，因此，我参加了民建会。”。下半年，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后，开始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环境恶化，民建工作转入地下，黄墨涵离开成都，民建成都分会筹组工作被迫暂停，但仍在暗中进行联络。

　　1949年5月，黄墨涵再次来到成都，开始民建成都分会的筹组工作。在祖湘老的安排下，吕老主动承担了成都民建会筹备中的内勤事务，负责筹建文件的保管和联络会员的工作。接手成都民建会的筹建工作后，吕老兢兢业业、认真负责把组织交给的工作做的很好，一点不差，一直到成都解放后，才将所保管的成都民建会筹建期间的档案资料，移交给了民建总会派来的马骅同志。

　　三、护厂护店 迎接成都解放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解放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告国民党统治的覆灭。当时，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大批残余部队麋集四川，使成都成为了一座兵荒马乱的兵山。对解放军的胜利和国民党军队的失败这一状况，各界人士反映不一，特别是工商界人士，人心惶惶，动荡不安。他们既对国民政府不满，但又对中共的工商业政策不了解，思想上存在许多顾虑。抽逃资金，转移资产，停产停业，工厂关闭，职工失业；仅有少部分在惨淡经营勉强维持。加之，国民党也在做好撤离大陆时，破坏工厂设施，给共产党留下一个烂摊子的准备。针对这种状况，中共成都地下党及时发出“反抽资、反停产、反歇业”和“护厂、护店，迎接成都解放”的号召。中共地下党员李匀向成都民建会传达了地下党的号召，希望民建会员与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成员一道为成都的解放发挥作用。

　　为了迎接成都解放，吕老在祖湘老的安排下积极联络会员，积极宣传中共的有关城市政策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保护政策，以安定人心。同时配合祖湘老做好已参加民建会的工商业者和在成都有影响的工商业者的工作。如，1949年，大星面粉厂经理张再生接到总厂通知，要求将在成都的工厂卖掉，兑换成黄金带到香港去。在张再生找祖湘老汇报时，表示作为民建会员，要响应中共的号召，保护好工厂，迎接成都解放。对此，祖湘老给予积极肯定和支持，又共同做重庆大川实业公司经理刘雨三工作。这样，通过拖延的方式，在成渝两地共保住了四个工厂。

　　随后，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民建会员与民革、民盟的成员一起组织自卫武装，为保护工厂设施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在这一系列工作中的联络、通知、谈话、会议等，都是由吕老一人默默地在进行安排、组织。

　　四、安定人心，稳定市场

　　解放初期，成都百废待兴。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伺机暴乱、造谣，扰乱人心，扰乱市场。致使成都粮油供应出现恐慌，发生抢购。吕老积极配合祖湘老立即组织民建会员企业参与到“安定人心，稳定市场”的斗争中，用开展加班生产，大量销售，延长供应时间等方式满足人民需要，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搞垮新中国的阴谋。

　　吕老，每天奔走在民建会员企业、商店之间，了解情况，反映问题，为成都市的繁荣稳定发挥着积极地作用。

　　随后，吕老又配合中共川西区党委统战部和中共成都市委统战部开展的对民主党派的登记审查工作，他将保存的在民建会地下时期发展的82名会员的资料整理好，亲送到中共成都市委统战部部长李杰村手里。经过逐个进行审查，确定其中26人符合民建会员条件，重新进行登记确认。吕老保管、整理的这些成都民建会的早期资料，为后来民建成都分会建立起到了组织保证作用。

　　五、默默奉献 保持本色

　　解放后，吕老仍在银行工作，随建业银行合营到人民银行；1957年后，调成都市房管局，先后在督院街、簸箕街、春熙路、打金街房管所担任过所长；1977年调公司供应处担任财会股股长，直至1980年退休，1987年落实政策享受离休待遇。吕老在市房管局工作期间，还曾经荣获“市房管局先进个人”称号。

　　吕老几十年如一日，认真负责、默默无闻地在为民建会工作。长期以来，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那“极左”的年代，吕老也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始终相信党的领导，相信人民，熬过了那“极左”的日子。

　　吕老是一个值得大家学习的好会员。都93岁的高龄了，只要是民建会的活动，吕老都积极参加，并积极建言献策；还不辞辛劳，认真负责、不图名利地参与民建会的工作，为会的组织建设发挥着作用。吕老时时处处以身作则，表现了一个老民建会员高尚的优秀品质，从他身上体现了民建会的光荣传统。吕老不愧是我们民建会员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