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4月27日的上午，风和日丽，春意融融。父亲坐在写字台前宽大舒适的藤椅上，戴上老花镜，眼前这本邮递员刚刚送来的书封面上的字清晰了——《沈阳文史资料》。这是半年前，沈阳市政协、市工商联派写作小组来京采访他十数天后整理编写出来的。翻开书，字迹还显模糊，毕竟八十有余了，岁月不饶人，他又拿起手边的放大镜，随着放大镜的移动，一字字、一句句认真阅读起来：

　　“天益堂建于道光四年（1824年）是一家百年老店，1937年武步元任该店监理，他大刀阔斧对天益堂进行了全方面的改革”。他读着，想着，当年年方30仅有中专学历的他，求贤若渴，聘用的几个重要管理人员均留洋归来。在他们的建议下，他首先树立企业形象，木门脸改为大玻璃的窗，店门上方高悬“天益堂”霓虹灯，店内布置典雅实用，安装了暖器，摆上了沙发，四壁悬挂名人题匾题联，又展有动植物药材样品，店员一改长袍马褂瓜皮帽的装束，统一西装制服，并明令不得剃光头。他也深知改革不能治表不治本。他在培训员工上下大力气，从采购到制作严把质量关，真正做到“种类齐全，质高价廉”。加上服务意识强，电话订药，免费煎药送药，中药包内附药效介绍，建立赊帐折子，年底结帐……，致使药店顾客络绎不绝，日均达600余人次。几年内天益堂挤垮了沈阳中街其它药店，在该地区独树一帜。

　　读着，忆着，他欣慰地笑着，可抬起头，却已老泪纵横……

　　“铛”的一声，放大镜掉落在地上，母亲赶过来时，他已昏迷，这一昏迷便没有再醒来，他含泪，含笑，走完了他坎坷却辉煌的一生。给我们，他的子女们留下了深切的思念，无限的崇敬，无尽的启迪。

为抗日，甘冒风险尽全力 

　　1943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处在最艰难困苦的时期，日寇铁蹄践踏中国大地。父亲对日寇恨之入骨。父亲的族弟武立恒是中共地下党员，在他的影响下，父亲与当地的八路军不仅有了联系，而且尽己所能给以帮助。记得小时候，父亲给我们讲述，当时，尽管白色恐怖猖獗，但八路军如星星之火活跃在敌占区。八路军刘队长去我家时，为了躲过敌人的耳目，乔装打扮，身穿两色夹袄，来时穿黑衣，走时翻过来换成白色。他与父亲谈到抗日队伍的艰难，父亲二话没说，当时就拿出两万元钱，布五十匹，还有一些药品。钱好带走，布匹难运，村里有鬼子的炮楼，经常检查过往行人。父亲冒着极大风险，带着十余岁的两位叔叔分批送布，有时干脆一层层裹在叔叔们的身上，外面再穿上棉袍，敌伪军见是白白胖胖、一脸稚气的富家小少爷，也就没有过多的盘查，几次都顺利过了关卡。但那也是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啊！据父亲说，当时刘队长还给他打了一张借据，并注明“革命胜利后还。”年幼的我们天真地问：“后来还了吗？”父亲笑曰：“为打日本鬼子，死了那么多人，怎么还？我们出些力、捐点钱，责无旁贷！”

　　日本人占领了中国，根本就不把中国人当人看，规定沈阳市民只许吃高粱米。父亲到沈阳天益堂后，四处奔波为员工买大米白面，经常发泄不满，骂小日本，为此还蹲过几天日本人的监狱。

　　1948年解放的炮声，震撼着东北大地，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一些有钱人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纷纷南逃。父亲也加入南逃的人群。父母先行从沈阳南行到北京，在京买房，接全家暂时定居；然后继续南行到上海买了房，准备形势紧急时迁居台湾。

　　正值此时，在解放军部队当干部的姨姨、姨父便装来京到我家，宣传党的政策。父亲早就听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把地主资本家全镇压了。中国共产党真的会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会保护他的私有财产？支持他继续经商？虽然将信将疑，但是看到妹妹妹夫满怀信心，信誓旦旦，还是做出了最后抉择：留下来！并于1949年中华共和国成立前，父亲参加了中国民主建国会，以表示与党共建新中国的决心。

　　北平解放初期，中国民主建国会北平分会以工商业者为对象组织“新知识座谈会”，宣传革命道理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引导工商业者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父亲积极参加学习，提高了对国家政策、法令的认识和理解，坚定了与党和人民共同建设新中国的决心。在民建组织的帮助领导下，爱国守法，积极纳税，认真接受地社会主义改造、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历任民建西城区工委会副主任，自56年以后连任三届民建北京市委委员，1984年任民建北京市常委级顾问，他还曾被聘为民建中央特聘组织委员。

　　为了响应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号召，父亲在北京又先后投资经营了3工1商，其中两个规模较大：一是“大华窑业公司”（北京大华陶瓷厂的前身）；另一个是国光制药厂（经几次合并已并到双鹤药业集团）。解放初，大华窑业公司的发展过程曾一度出现困难，父亲慷慨解囊，再度投资黄金400两，以解燃眉之急。

　　1955年底，北京市民建向广大会员传达了毛泽东邀请全国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应该认清社会发展规律，工商界只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有前途”更使父亲受到鼓舞。在全国掀起各行业公私合营高潮的初期，就又一次的发挥骨干了作用，主动与药业私方人员一起，积极创造条件，率先向政府提出公私合营的申请。55年冬天，国光制药厂先于其他行业顺利实现了公司合营。合营后，为了解决职工食堂及职工子女入托问题，父亲再次拿出自己的积蓄为合营后的工厂购得五处房产，分别作为仓库、幼儿园、食堂、职工宿舍送给了药厂。药厂认为这几所房是父亲的私人财产，父亲认为买下就是送给药厂的，全家甚至没人见过房产证。听说，这几处房产至今还是无主房，居住者一直无处交租。1958年，为了响应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号召，他又无偿的提供了自己宅院里的三间西屋，做为缝纫社的生产车间。后来，还是统战部的领导到家里看望父亲的时候，看到家里拥挤的居住环境，才让缝纫社搬了出去。

　　在抗美援朝时期，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他带头捐资，购国债9万元。以后历次认购国债，他都义不容辞。据民建西城工委老主任侯秉清回忆，大家都说，债券任务完不成就找武主任。1951年，他参加赴西北的工商访问团被评为模范；1952年在北京城乡物资交流会担任业务处总务负责人被评为二等模范；1956年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被评为积极分子……。

　　不必再一一列举，父亲留下来与党共建新中国的耿耿忠心昭然天下。

　　政府对私营企业转为公有采取的是赎买政策。企业在合营时进行清产合资，按核实的资产给定息，原定“定息五厘七年不变”。后因三年自然灾害，为照顾私方人员生活，延续三年，实为十年。

　　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父亲要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愿望越来越强，态度越来越坚定。他认为，拿股息，就是舍不得割掉剥削的尾巴。1956年，在东城一个体育场召开的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誓师大会上，他再也按捺不住了，在万人大会上带头发言，掷地有声地宣布：“放弃全部股息，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放弃股息，意味着把自己的原有的企业无偿献给国家。从此也是一个凭挣月薪生活的劳动者。当时，他要养活一个十口之家，月薪又是多少呢？政府在合营后允许私方人员自定月薪，打听到厂内科长最低定自定月薪为84元，他也自订了这个最底工薪。公方厂长看他工资定得太低请示后定为行政17级干部，月薪120元。而后政府规定上调自订工资不得超过20%，因此父亲很长时间行政为17级，月薪拿的却是100.80元，这个奇怪的数额令许多人不解。作为工商业者中的先进分子，父亲还受到了中央领导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彭真等人的接见。

　　为了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用百元工资维持十口人的生活，他召开家庭会议，决定辞去家中做饭，打扫卫生的用人，支持母亲外出参加工作。记得小弟当时才3岁，被送进幼儿园；父亲十年如一日，每日早晨扫我家院外的大街，下班后提水浇花；我们早晨上学前，按父亲的分工各负其责打扫房间，放学接小弟，；母亲下班忙做饭；孩子们放学后饿了吃片儿烤馒头片儿。生活如此艰苦，他却高兴地逢人便讲“我也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他甚至满怀希望地问党组织“我现在没有剥削了，是不是也可以争取入中国共产党了！”

　　父亲是个言必信，行必果，一诺千金的人。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定量，副食匮乏。不少私方人员熬不住了，取出股息买些高价食品。父母看着一家大小每餐限制食量，吃不饱，很是痛心。一些工商界身居高职的头面人物也与他协商，取出股息，一部分支援国家办学校，一部分自己补贴生活。建议看似合乎情理，但被耿直倔强的父亲拒绝了，他说：“中央首长也是吃定量啊！全国人民过得去，我就过得去。”。尽管父亲、母亲由于营养不良，都浮肿了，但他们从没从股息中取一分钱，咬牙度过了暂时困难。

　　1982年，75岁高龄的父亲思乡心切，不顾年迈多病，回到了离别近六十年的山西太谷老家探望父老乡亲。当他看到村民吃水困难，要到几里以外的井里挑水，他很心疼。回京后，思前想后想为乡亲们办些实事。家中人口多，工资有限，已多年未见存款了，怎么办？他又一次召开家庭会议告知子女，他要从厂子里取出部分股息寄回老家，为乡亲们建座水塔。他说：“为家庭，为你们，我不会取一分钱。给工厂，给老家，这也是取之于民，用之与民。”全家对父亲此举表示赞同。钱寄回老家，水塔建起了，父老乡亲吃上自来水了，父亲放心了。《工人日报》、《山西日报》、《太谷报》等报刊分别报导了他为家乡建设、为家乡人民效力的一片深情厚意，同时刊登了水塔照片。至今水塔上刻的“步元千里念家乡，吃水建塔捐万元”，依然清晰可见。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恐怖”席卷中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砸抢中，我们家家破人亡。多少天，父亲始终沉默不语。

　　  终于有一天，他拿出笔墨写下了“同舟共济，荣辱与共”八个大字。父亲的字苍劲有力，使满屋的标语黯然。他开口了，劝妈妈说：“要挺住，多少老干部被批斗被打死，颠倒的世界还会被颠倒过来的。”我知道，父亲又一次挺过来了，而且是在人们普遍产生信仰危机的情况下坚信他在与党一起同患难，共荣辱。

　　文革过后，拨乱反正，落实政策。作为市级统战对象的父亲属于三高（高知，高干，市统战对象）。第一批落实房屋政策就有他，那时是1982年。然而，享受我家独门独院的高级部队干部，硬是拖着不搬家，迫于政府、报界、父亲工厂多方面的舆论，1990年后他才举家迁出。部队派人征求意见，要弥补被搬走或损坏的家具。父亲回答得很干脆“要是让他个人赔，我要原样的；要是政府赔，我什么都不要了。”父亲什么要求也没提，还叫部队拆走了他们安装在家里的暖气。他说：“这不是我的，我不能占有。”

　　这是怎样博大的胸襟，这是怎样的一颗赤胆忠心啊！

　　父亲是资本家，迫于政治压力及在学校接受的朴素的无产阶思想级教育，我们几个孩子们曾憎恨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抱怨出身带给我们的种种伤痛，并因此对父亲产生怨恨。如今长大了，思想上成熟了，回顾父亲生前的所作所为让我们受益匪浅。

　　一次父亲住院，刚认识三天的病人，因家在外地，手头无钱结帐出院，父亲立马让我们回家取钱代为结帐；走在街上遇到扫街的、焊洋铁壶的街坊，也要停下脚步嘘寒问暖；厂子一个员工为办私事给他送来了礼品，他拒收礼品，把事办妥了；春节来拜年的亲友、同事他都留有记录，来年一定提前回拜，决不失礼；同事朋友谁有了难处，只要知道了，他一定要帮一把；他疾恶如仇，不屈服于恶势力，总是替弱者鸣不平；他对人慷慨对己节俭，连用小了的肥皂头都不丢弃，而是把它们攒起来捏紧，捏成一个五颜六色的肥皂球接着用；他办事严谨，家庭开支记帐，吃、穿、书报、文艺、交友……每天记帐，每月分类小结，年终总结列表，各项开支一目了然；他的写字台上总有一小块玻璃，要做的事想起一件写一件，做完了的事一条一条地擦去。他对子女教育极为严格，学习上要求认真优秀，经济上要求计划开支，每个假期我们都要做两个计划，一个是作息安排，一个是活动计划及所需开支；文革后，有人劝他利用他的身份和关系把上山下乡和在外地的四个子女办回北京，他说：“政府反对走后门，咱们哪能这么做？”……一件件小事反映了他的人品、体现了他的个性，更表现了他听党的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为此政府也给与他一定的认可，他曾连续五届任区政协委员、政协常委。

　　其实，这桩桩件件，如润物无声的春雨，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我们，教育着我们。我们这些子女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严谨、有计划、脚踏实地高效率地学习、工作，上学时都是优秀学生，工作时多数是单位的业务骨干。如果说有遗憾，就是子女中，没有一个继承父业经商办企业的。

　　父亲做为一个工商业者，是成功的。他从学徒到职员，直至经营管理，是自己一步步走过来，一点点干出来的。他刚到而立之年，就显示出经商的才华与魄力。除了经营“天益堂”大获成功，沈阳的“新生银号”也经营得红红火火，成为沈阳银行业的佼佼者，被上海同业人士请去传播经验。他在解放前，曾经经营过2工（业）3商（业），为祖国民族经济做出贡献；解放后至合营前，短短五.六年的时间，他又在北京经营了3工（业） 1 商（业），国光制药厂合营时已从建厂时的20几个员工发展到500余员工，“大华窑业公司”现在为“北京大华陶瓷厂”至今也是北京唯一一家陶瓷厂。

　　父亲做人也是成功的。他无私、耿直、豁达，勤劳、节俭，讲信誉，爱祖国，忠诚于党和人民，竭尽全力为党和人民做了不少好事。

　　父亲常说“我这一生，始终是满头大汗跟党走”，多么形象，贴切。作为资产阶级一成员，要想跟着革资产阶级命的无产阶级政党走，背叛自己的阶级，谈何容易！尽管艰苦，父亲实践了，努力做了，那真是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啊！他的决心，他的勇气，他的付出，日月作证，山河可鉴！我们，他的子女不会忘记，相信共和国不会忘记，党和人民也不会忘记！他的人生是不朽的。　　　　　　　　　　　　　　　　　　　 

　　（作者简介：退休前为北京实验二小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