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1991年，民建北京市委机关干部到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对朱绍文教授进行采访，事后朱教授来信一封，对采访中诸多未尽事宜再次阐述。虽事隔二十年，但朱教授在信中所传递的关于如何学习运用西方经济理论的观点至今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本刊特登载，谨以此怀念尊敬的朱绍文教授。

 

冠英同志：

　　日前蒙你来访，谢谢。上次所谈，不尽所怀，再补充一些想法：我想，《资本论》中有许多论述，而且是主要部分，同时是论述分析资本主义如何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过程，如三卷中论述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部分，并不是凡是“资本”就是资本主义的范畴，有一些从事中间剥削的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商业行为、封建性的行会和官僚体制等等都是寄生性的东西，它会扼杀生产的发展，阻碍产业资本的成长壮大。也就是说，从事中间的流通过程中的转手或其他“过手”、“雁过拔毛”之类的收入，轻而易举，这样就使得产业资本生产过程中的利润，要“分肥”给他们，社会当然不能“致富”，反而妨碍了“生产”和“致富”。目前，“创收”等于“致富”实际上是一种非法所得、中间剥削，使社会反而“变瘦”、“贫困化”，个人或小单位“收入”多了而吃了国家，化公为私，大家向“这种钱看”必然“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道德也必然败坏，这是必然的结果，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目前所谓“收入等于分配不公”的问题，本质上主要是这类性质的居多。

　　单纯从商业中去寻找“利润”，不去考虑整个国民经济的循环运转，考虑产业部门的有效生产，一个国家是很难摆脱困境的。在发展产业部门的生产中，必然有人们的行为存在，在这里才真正是人们的道德行为的表现。道德绝不是脱离物质生产过程和人们的家庭消费生活的过程的。离开生产、生活而去谈道德是空谈。《资本论》中既分析了资本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整个过程，也同时从这些行为过程中明白指出其道德的性质，何谓剥削，何谓封建，何谓进步，何谓反动倒退，都说的很清楚。只要我们细心钻研，学而时习之，就可以慢慢贯通，心领神会。这些基本理论和人类历史的实践，对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的商品生产社会，是非常有指导意义的。

　　所以，发展商品生产绝不是到处都做“买卖”。人人都做“买卖”是不可能增加财富的，虽然做买卖对整个生产过程是必要的，但不能太多的人都去从事中间剥削。前年和去年的经济混乱、道德的颓废，这种所谓“创收”的合法化、普遍化，不能不是重要原因之一。现在到处还在搞“创收”，公家房屋出租，化为私人奖金，有些行业因特殊有利条件盈利特大，均给少数人私分奖金，这类“创收”和“分配”必然要引起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进一步削弱国民经济的发展。如果党的领导认真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壮大着眼，如果认真考虑那些“创收”实属中间剥削，就不会为此制定不负责任的许多决定了。这种教训，今后仍必须汲取。

　　如何才能使得一国致富呢？道理虽然很清楚，但却很少人习惯从整个“国家”或整个“国民”的立场去思考问题。所以往往决策人采取了头痛医头、足痛医足，甚至头痛医足的无效而有害的措施。例如为了使公教人员能增加生活收入教他们去拉“创收”就是一例。从我国的现状看，使我们想起政治经济之创始人亚当·斯密的许多话和经验谈。例如他说：“任何国民年年所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原为国民年年的劳动所供给，这些生活财要不是劳动的直接生产物，就是用这生产物向其他国民购买的物品；因而国民生活财的供应之丰富与否，是依其生产物及藉此所购得的物品对于消费人数的比率的大小而定。”而“国民年年生活财的丰富与否，在该国特定的自然环境下，必由二个因素法定：一是国民一般运用劳动的熟练技巧和聪明，二是从事生产的人数与未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数的比例”而定。亚当·斯密的这些话是在《国富论》中谈的，劳动创造财富，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的来源，我们党和政府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指导我国的经济建设，但到处可以看到不劳而获的现象，甚至可以看到许多政策措施都不是在遵守劳动创造财富的基本原理，如此众多的人在待业，如此众多的人在机关、工厂、办公室甚至科研、教学部门在闲散的过日子，如此浪费劳动，企业没有效率，国民经济不能扩大再生产，而洋货充斥，崇洋倾向日益严重，我们必须大声疾呼，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才能创造财富的正轨上来，否则永无“脱贫”之日，即使科技力再进步，外资再引进，如没有立足本国的产业体系和劳动力的组织，我们也是难以摆脱困境的。愿国人猛醒。

　　一口气信笔写来，我平时的想法，说了一点，供你参考。祝你文运亨通，笔下生花。顺问近好。

 

 

朱绍文急笔

1991年3月2日晚

 

 

　（原文刊登于《北京民建》201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