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号楚南，字任之，笔名抱一，江苏川沙县(今属上海市)人，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理论家，他以毕生精力奉献于中国的职业教育事业，并作出了卓越贡献。1903年黄炎培先生在家乡举办小学堂，开始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创办和主持广明小学和师范讲习所、浦东中学，在爱国学社、城东女学等新教育团体和学堂中任教，并参与发起江苏学务总会。辛亥革命后，任江苏都督府教育司司长，全力以赴改革地方教育。1917年，黄炎培先生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研究、试验、推行职业教育的全国性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张对教育进行改革，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中华职业教育社从成立到1949年全国解放为止的32年间，在黄炎培先生主持下，1918年创建了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以“教业乐群”为校训，以“双手万能”为校徽；提倡手脑并用，注重实践。后又创办了重庆中华职业学校、上海和重庆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南京女子职业传习所、镇江女子职业学校、四川灌县都江实用职业学校等，并先后出版过一百二十多种书刊，对中国的职业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黄炎培先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创办《救国通讯》，宣传爱国主义；组织上海市民维持会(后改为上海地方协会)，支持淞沪会战。1938年4月，周恩来、董必武等代表共产党加入国民参政会，黄炎培先生作为社会贤达也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为力促抗日与共产党人开始长期合作共事。在抗战与争取民主的实践中，黄炎培先生逐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并萌生了亲赴延安考察的愿望。1945年7月应邀访问延安，会见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目睹了解放区崭新的气象和军民的精神风貌，尤其是与毛泽东在其窑洞进行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纵横捭阖，倾情畅叙，其间黄炎培先生发出令人发聩的感叹：“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闻言，慨然而论：“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先生返回重庆后便发表了《延安归来》一书，记述下了至今还被人们不时提起，被称作“黄氏周期率”的“窑洞对”。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亲眼目睹了中国共产党的施政政策和延安解放区的成就，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对中国的光明前途燃起了新的信心，为发起和筹组中国民主建国会奠定了思想基础。同年12月16 日，黄炎培先生与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人签名发起，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成立了以工商界、金融界为主体的政治团体——中国民主建国会。从此，一个新的政党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之后，立即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坚持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在严酷的斗争中，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亲密关系。1948年5月，中共发布了“五一口号”，黄炎培先生主持召开了中国民主建国会理监事会，通过了响应“五一口号”的决议，并推派代表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1949年3月黄炎培先生辗转赴北平，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欢迎。同年9月，参加了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从此黄炎培先生真诚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破“不为官吏”的立身准则，欣然从政，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邮票上的黄炎培先生是那样积极、乐观向上，它所代表的不仅仅是邮资凭证或个人珍藏，它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与进步。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正是黄炎老等民建先辈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反动势力的黑暗统治，争取和平民主；新中国成立后，爱国的广大民建会员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30年以来，广大民建后人满怀热情地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这些一脉相承，教育、陶冶、感染民建人，丰富和发展了民建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民建会员奋发向上、百折不挠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