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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的回忆
缅怀施复亮同志
作者:董幼娴 来源:   2008-06-20 10:01:07
  我特别怀念民建发起人之一、著名经济学家施复亮同志。

  1943年,我刚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重庆直接税局。那时我只有23岁,好象小鸟飞出了笼子,想在天空翱翔一番。我不愿做一个国民党的税吏,于是不去报到,另谋出路。我一直对搞经济研究工作有兴趣,就找到当时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施复亮先生。我与施先生素不相识,只好毛遂自荐,表示要到他领导的经济研究室去工作,还说报酬不计,只要有饭吃就行。施先生看我幼稚、无知,觉得好笑,但仍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允诺代向省银行反映。不料一星期后,我接到施先生的回信,说“经与潘昌猷董事长联系,他不同意吸收女性,我爱莫能助。”失望之余,我给四川大学校长和系主任去信,诉说自己就业不顺利,希望校方给予帮助。不久,接到系主任杨佑之教授回信,说已由川大报送我到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室工作。这样,我就一直在施先生身旁工作了3年,直到1946年秋他离开四川为止。

  在经济研究室,我读了一些进步书籍,开拓了思想境界,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就是在那时读的;也结识了各类人物。我投身民主运动就是在这时开始的。

  当时经济研究室成员很复杂,有中共地下党员(后来知道的);有进步人士(如陈洪进、伍丹戈、刘丙吉、姜庆湘等);还有个别是特务,他们身藏手枪,在办公室进进出出,既不坐班,也不写文章,到时领工资。对这些特殊人物,大家心中有数,敬鬼神而远之。据说他们是来监视施复亮先生的。

  施先生为人爽直,待人热情,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含糊。他走过曲折的道路,性格不免有些古怪,很容易激动。在工作上,施先生一丝不苟,他要求别人做的事,自己必定先做到。他思维敏捷过人,文章写得既快又好,组织严密,逻辑性强。说实在的,我们全室的人都有点怕他,但又崇敬他。我们背后称他为“施老夫子”,他也常说自己是个“书呆子”。可是他不是死读书、读死书的人,他的著作战斗性很强,报告也很有鼓动性。

  随着民主运动的逐渐开展,我的关系多了,人头熟了,活动能量也增强了一些。从某种意义上讲,有时我的活动范围比施先生的还广一些,因为我比他多了青年和妇女的联系。以后,我加入了妇女联谊会、民主青年协进会、星五聚餐会等群众团体。活动内容大体是组织大规模聚会,邀请进步人士演讲,漫谈时势,介绍延安情况或宣传中共政策等。如1945年4月,董必武同志被推为出席旧金山联合国会议代表,他从延安飞抵重庆候机出国时,妇女联合会假鲜特生先生的“特园”欢迎、欢送董老。当时,我们高兴极了,以曹孟君大姊为首,大家把董老高高举起来,然后簇拥着把董老抬到沙发上就座。那天董老身穿藏青色中山装,脚登崭新的黑皮鞋。我们把他抬起来时,看见他淡黄色的鞋底上一点灰尘也没有。因为我抬的是脚,所以看得特别清楚,我想这大概是董老出国的新装吧!

  1945年7月5日,黄任老访问延安归来,我和施先生都很兴奋。黄任老说,中共希望我们从速组织起来,团结一切爱国人士,一致抗日,建设新中国。我听了后,对前途充满了希望。

  抗战胜利后,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深入虎穴,与蒋介石进行了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一场黑暗与光明的决战开始了。就在这时,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同志发起组织了民主建国会,我就是在这个民主浪潮中入会的。

  1945年12月16日下午,我参加了民建会在重庆西南实业大厦举行的成立大会,并被选为第一届监事。12月20日,民建第一次常务理事会,决定成立重庆分会,指定章乃器、杨卫玉、徐崇林、鄢公复、赵懿明、田钟灵、董幼娴、辛德培、温仲六9人为筹备员。我分工联系银行界,为民建筹集经费,开辟财源。我又和施复亮同志一起,拜访过一些银行经理,如祝世康、蔡承新等,也和酆云鹤一起去看望过邵力子、冯玉祥等,承他们热烈赞助,我们得到的捐款还真不少。

  1946年1月10日,中外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紧接着就发生了国民党特务殴打民主人士的“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在“较场口事件”中,施先生被数十名打手打得遍体鳞伤,仍面不改色,坚持和特务斗争。后来,我去看望他,向他汇报伪中央社对“较场口事件”歪曲事实的报道以及我和某记者吵架的情况。他听了后,面带微笑地安慰我,要我冷静地注视事态的发展。

  施先生很富有革命斗争经验。有几次我和他一起去看望伪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室负责人冀朝鼎先生。头两次,冀先生客气地接待了我们;第三次,我们送去自己出版的《四川经济季刊》却遭到拒绝,他叫施先生以后不要再到他那里去了。当时我感到十分难堪,出门就骂冀先生“势利”,但施先生却处之泰然。解放后,我才知道冀先生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又是孔祥熙身边的高级参谋。

  施复亮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有12年多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时时在我脑海中浮现,他是一个敢于讲真话,反对说假话的人。尽管有时他的意见不一定全面,但他忠于自己的信念和执着追求的精神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40年在历史长河中是短暂的,但它有那么多的事值得我们缅怀和记忆。未来的日子更加长远,任务更加艰巨,让我们一如既往,坚定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实现“四化”的伟大事业中,把民建会的光荣历史一代一代地谱写下去。


  
  (作者系上海民建组织创始人之一、民建上海市委原副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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