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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痛的悼念

    回忆孙晓村同志在农业方面的贡献

    作者:冯和法   信息来源:   发布时间: 2008年0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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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4日青年节,我们在全国工商联一会时,熊大方同志带着悲痛的神气,缓缓地对我人辩:“孙晓村同志在今晨六时五十分逝世了!”这对于我,无异是晴空霹雳,一时呆住了,不相信这是真的。这几天来,呆坐家中不断地   回想近六十年来我与晓村同志的交往,他的热情潇洒的态度,看问题深刻独到的言论,历历在目,怎能说我们已永别了呢?   我认识晓村同志是在三十年代初期的上海。经过反动派“四、一二”的大屠杀,好几年,上海这个文明之都,在白色恐怖下,却是万马齐喑,难得看到进步的书刊。在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一本名为《世界与中国》的刊物,上面有晓村同志的文章,虽然因年久已记不起题目名称,但孙晓村这个名字和当时读他的文章的喜悦心情,是铭记难忘的。当时我认定这是一位进步作者,可能是谁的笔名。1933—1934年间,陈翰笙同志领导一批青年同志,筹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在法租界赓馀里一间房间开会,我第一次见到晓村同志。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同志,有的虽属初见,但一般都是彼此早有了解,所以大家一见如故。我同晓村同志就是这样。从此我们有很长时期较密切的往来,我向他学习,得到他的帮助不少。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是地下党领导的一个公开的群众性学术团体,晓村同志做出的贡献很大。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村在二十年代近乎完全破产,农民流离失所,情况非常悲惨。陈翰笙同志为揭露形形色色关于农村破产原因的廖论,在蔡元培先生的支持下,主持中央研究院的农村实地调查,用具体事实说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剥削是中国农村破产的原因,出版了好几本调查报告。这自然是国民党反动派所不能允许的。陈翰笙同志受到排挤,退了中央研究院,他同原来参加调查工作的几位青年同志决定用自己的力量来继续这项重要的工作,就在上海筹建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晓村同志是发起人之一。研究会成立理事会,陈翰笙任主席,他在出国期间,由吴觉农同志代理。常务理事有钱俊瑞、薛暮桥、王寅生、孙冶方、张锡昌、陈洪进、徐雪寒、骆耕漠、秦柳方、冯和法等,晓村同志始终是常务理事,成立初期有好几重要的事都是由他来完成的。当时晓村同志在南京农村复兴委员会工作。研究会为取得合法地位,向南京政府有关部门登记,同时为避免敌人怀疑,晓村同志作为研究会的代表,把研究会通讯地址放在农村复兴委员会。如果不是他奔走,要取得登记执照,公开地进行工作就不可能了。   研究会成立后,编辑、出版《中国农村》月刊,由薛暮桥同志主编,负责全部工作,对外代表人用晓村同志和我的名义,因为当时我们都有公开的职业,可以用作掩护,刊物的出版登记证也是晓村同志在南京办妥的。《中国农村》是影响很广,备受青年读者欢迎的刊物,自然难免反动派的迫害。听说在山东等地,学生有因购阅《中国农村》而被开除学籍。曾有过几次刊物受到禁止邮寄,研究会办公处被搜查,甚至曾被强迫停刊,这些难关都是经晓村同志和吴觉农同志出面交涉,才化险为夷的。研究会的具体工作部是暮桥同志负担的。每逢晓村同志从南京到上海,我们就举行一次理事会,有时他是专门为开理事会来的。研究会的经费都是会员自愿捐的,有一次性捐的,也有按月捐的。翰笙同志和觉农同志捐赠次数较多,晓村同志也捐赠了不少。暮桥同志是靠一些稿费度日的。研究会经费极少,工作几乎都是尽义务的。《中国农村》也不支付稿费,但大家写稿的热情很高,晓村同志在《中国农村》上发表了好几篇有价值的文章,一部份收集在《中国农村论文选》中(薛暮桥、冯和法编,人民出版社版)晓村同志在其它刊物上还发表了较多的文章,基本上都收集在《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二辑上(薛暮桥、冯和法编,展望出版社版)。在这个时期,晓村同志为农村复兴委员会组织人力,拟定计划,进行了江苏、河南等几个省的农村调查、他邀请研究会同志张锡昌等参加了工作,得到较好的成果。这次调查的分省报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部分摘要收集在《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三辑国。   1936年反动派在上海拘捕了全国救国总会七位领导人,掀起世界震惊的“七君子”案,晓村同志是救国会南京负责人和曹孟君一起,也在南京被卫戍司令部拘捕。研究会的事事立即开会,商量营救方法,觉农同志提出,由研究会出具呈文,要求保释,薛暮桥同志和我处愿前往南京。临行时,觉农同志说:“如果你们也被捕了,我再去南京营救。”我们二人到了南京,直闯卫戍司令部,在传达室晓村同志在财政部的同事张孟休(梓铭)看见了我们,问明情由,急促地说:“呈交给我递上去,你们赶快回上海”。过了近月,觉农同志和孙冶方同志又一起去了一次南京,自然也没有结果,但在这事情中可以看出研究会的同志对于晓村同志的关心和尊重。   抗战初期,晓村同志获释后,立即投入抗战运动,他要为抗战出力,不久即到江西上饶担任第三战区军粮的采购调运的实际工作。有同志说,晓村同志对于农业问题由理论探讨进而从事实际工作,而且做得很出色。   使我不能忘记的是在1939年浙东永康,他对我的工作的支持和帮助。抗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即对几种农特产实行统购统销。茶叶是对苏联易货物资由贸易委员会主办,觉农同志主管,他派我和生物学家费鸿年一起到浙江协助贸委会浙江分会担任茶叶收购工作。浙江建设厅为增加财政收入,成立“油茶丝棉管理处”,由中央各主管机关出人出钱,名义上作为建设厅的一个战时机构。我和费鸿年代表贸易委员会,鸿年同志任副处长,我任茶叶部主任,晓村同志和汤元炳同志代表农本局,收构棉花,由元炳同志任棉花部主任。晓村同志长驻上饶,定期到浙东永康讨论有关问题。每当我们对建设厅有矛盾,问题不能解决,我们总是等候晓村同志来永康,作为我们的代表,向建设厅长伍廷飏商量、建议,多次交涉,十有八九得到胜利,使我们工作可以顺利进行。   茶叶部工作人员近100人,绝大多数是三十岁上下的青年人,我们对于办茶叶贷款,茶叶检验,茶叶运输管理等日常工作感到不满足,“不过瘾”,都想同时做些抗日救亡工作,并且在具体工作中贯彻救亡运动精神。茶叶部先后提出设立茶叶化验室,图书阅览室,还要出版一份名为“茶人通讯”的小报。这是管理处其他部都没有的,自然建设厅不会同意。我们依靠晓村同志向建设厅交涉,先后说服了伍廷飏,使我们这三工作都开展起来。除化验室外,图书阅览室购置了大批进步书刊,如《大众哲学》、《资本论大纲》《斯大林传》等。这个图书馆成为进步青年聚会的场合,有一位青年就是在这里取得地下党的联系,介绍到延安去的。《茶人通讯》名义上是报导茶讯,而大部分篇幅刊登了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介绍开展救亡运动的以验。主编人是施乎同志(地下党员)和吴元戍同志,他们花了很大的心力。茶叶部的这种作法,自然不是反动派所能容忍的。施平同志不久就被迫离开了永康;到了秋未冬初,我被撤职,也离开了。但是我们这三工作影响很大,是和晓村同志的帮助支持分不开的。   抗战胜利后,我于1946年初回到上海,当时晓村同志同觉农同志、王艮仲同志等在办理兴华茶叶公司,他担任副经理名义,实际大部分时间从事于社会活动。抗战后期,由周恩来同志亲自指示,由王炳南、王昆仑等同志成立了不公开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后来简称“小民革”。这个组织是党领导下,争取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宣传党的各项政策方针,团结广在进步人士的一个人数不多的秘密组织。我到了上海,即由吴觉农、金仲华介绍,在觉农同志家里宣誓,参加了这个组织。我们是直线联系的,彼此心照不宣,是知道那几位同志是成员的。我知道晓村同志也是这个组织的重要成员。在解放战争时期,这个组织的许我同志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我被指派联络当时上海警备司令部宣铁吾的私人秘书李铮(铁僧),专门打听反动派的动向,在有抓人的消息或迹象时,他通知我,由我分别通知别的同志,使他们暂时隐蔽起来,迎接上海解放。我曾几次把李铮告诉我的消息,通知晓村同志,他是目标较大的。上海解放前夕他避居杭州,李铮是觉农同志的同乡,他知道反动派末日将临,为了立功,愿意帮助我们。   上海解放后,晓村同志曾短期担任中国油脂公司(原官傣资本)总经理,接着筹备上海工商联。我由陈虞孙同志(地下党员)安排,预定到《联合晚报》工作,等候了八个月后因精简节约,晚报复刊计划取消,我即到华东财委会工作。在这一段时间, 我同晓村同志不时会晤,不久他即离开杭州到北京任职。我再晤见晓村同志时,是我在1952年秋调来全国工商联工作,作为民建会员,经常到民建开会,见面次数多。原来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同志如薛暮桥同志等,晓村同志也有较密切的往来,他曾任农业大学校长,副校长就是研究会会员施平同志。   1957年整风开始后,民建、工商联协作,我和晓村同志几乎天天见面。我在他领导下,得到很大帮助指导。今年3月份全国政协会议闭幕后,他曾对我说:大会后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将开一次会,商谈今后工作。在他指示领导下,民建、工商联合作编写了一部数万字的工商界著名 人士传略,现在这部书尚未出版,他就同我们永别了,这几天来,他的音容总是留在我的脑海中,忆往事不禁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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