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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

    作者:孙晓村   信息来源:   发布时间: 2008年0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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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于1906年出生于浙江省余杭县临平镇的一个房地产主的家庭。父亲名孙馨,号明卿。叔父孙信,号虹廎。临平镇上有4、5家大的房地产主,我家是其中一户,家中主要经济来源就依靠房租的收入。我父亲还担任临平镇中心小学的校长,他是清末科举出身的秀才。临平镇只有一个举人,秀才也就2、3个人。

      我的童年和一部分少年时代,是在慈祥的母亲和严厉的父亲的管教下度过的。在入小学之前,父亲教我读《左传》。我当时最感不愉快的事倒不在读书方面。而是陪父亲去收房租。有的开铺子的房客,没什么困难,能按时交付,但有些住家总要拖欠,父亲对他们态度不好。父亲走后,人家在背后讲:“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又带不到棺材里去。”这些话父亲耳聋听不见,我是听见的,感到很不是滋味。

      我是家中的独生子,上有两个姐姐。父亲在吃饭时,每每要跟我谈,临平镇什么人在杭州、在北京做什么官,赚多少钱,要我将来也要争气,和他们一样。几乎每顿饭都要谈,而很少教我如何做一个诚实的、有道德的、助人为乐的人。

      每到旧历过年之前,总有一些穷亲戚和有来往的农民来借钱,父亲对他们有的要的利息很高,有的干脆拒绝。

      这几件事对我幼年的心灵不能说没有伤害。我对这样做和这些话,心里很不愉快,所以我常常愿与叔父谈话,很少主动跟随父亲谈话。这使我从小就产生了不依靠封建家庭的思想。

      我叔父是京师大学堂毕业,学地质的。毕业后,被商务印书馆聘去编《辞源》。他思想比较开明,不像父亲那样重视金钱、权势,我很喜欢和叔父亲近。

      我14岁时,母亲因患伤寒病,医治无效去世。父亲有姨太太,从此我常住在杭州叔父家,不大回临平老家去。

      我在杭州宗文中学念了一年书,之后,在叔父的帮助下去了上海。通过与叔父一起编《辞源》的好友、在震教书的谢冠生先生介绍,我考入了上海震旦大学的预科。这是一所法国天主教会办的学校,预科一共3年,实际上等于旧制中学4年。

      从1921年起,我到震旦大学专学法文。那时,辛亥革命已10年,我朦胧地知道孙中山先生就任大总统,后又让位给袁世凯。其间的变化,我因年幼,不甚了解。对于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明争暗夺,后来形成北洋军阀当政十几年的政局,我不怎么清楚。到震旦大学后,有几件事使我很受刺激:

      其一,法文称:“父亲”为“pere”,震旦大学对神父也要称“pere”。我对此很不习惯,也十分反感,虽然是法国天主教的习惯,但对我来讲是想不通的一件事。

      其二,法国神父在教学方面很认真,便对待我们中国学生盛气凌人。在阅读书籍方面也规定得很严,指定要看什么书,不许看什么书。图书馆里只有两类书籍,一类是与课程有关的;一类是与天主教有关的,大体如此。我们那时是青少年,兴趣广泛,求知欲很强,但却受到严格的限制。

      其三,介绍我来震旦大学的谢冠先生是校方聘请的正式教师,住的是靠近马路、与传达室并排的一间很小的房间,作为卧室兼备课用;而神父们住的却是非常好的洋楼,对比鲜明(后来谢冠生先生去法国留学,考取了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参加了当时国民党的王宠惠集团,担任过司法部长、司法院副院长)。

      其四,震旦大学附近有个“法国公园”,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看到这种情形,我感到在我们中国的国土上,把中国人与狗并列,是对中国人的莫大侮辱。我与同学们谈论此事,大家都非常气愤。

      以上这几件事,使我初涉世事的幼稚的头脑受到了很深的刺激。在这种刺激下,我除在学习上很用功外,同时又经常找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谈心。后来由李辛阳、杨琦等同学发起组织了一个社团,称“人社”近十人,我也参加了。我们每星期天到一位姓吴的同学家聚会,他家在南市,不是租界,比较保险。这个组织对我的启发帮助相当大。其他几位同学年龄都比我大,见闻也比我广。我原对政治可说是一窍不通,“人社”成立后,每星期开会纵谈国事,使我增长了很多知识,对孙中山先生的救国主张开始有所了解,对原已不满的现状有了更深的认识。到这时,我已清醒地看到,震旦大学在教学,特别是语言教学上有认真有可取的一面,但在思想上又有很专制落后的一面。因此,当3年预科毕业我考了第一,得了奖品,但已与以前不同,不再当作了不起的荣誉了。

    (二)

     

      1924年秋,我升入震旦大学的本科。这时我想学些真正的科学本领,就选学了理工科。不幸才上了两个月的课,我就患了伤寒,只得休学,回家治疗。到第二年的上半年,我病愈回震旦大学,因耽误了很长时间的课,理工科的课程已跟不上了,我想改学文课或法科。正在踌躇不决时,“五、卅”惨案发生了.

      1925年5月在上海,日本纱厂无理枪杀工人顾正红,全国舆论纷纷谴责日英帝国主义的暴行.很快,学校罢课,工厂罢工,商店罢市.我和同学们也积极参加这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在全国反帝浪潮中,我们不愿再在租界里法国人办的学校中继续读书.我和同学们商议,决心离开震旦大学,到北京去.

      我们一群同学,有徐雄万、李南芗、万光国、姚廷光、沈宝基和我,六人结伴而行。当时李辛阳和杨琦年级比我们高,准备毕业后学军事,就暂留震旦大学。李辛阳因不能离开震旦与我们同行,很有感触,写了首诗:

      “国事叹蜩螗,强邻势更狂,会稽有壮士,奋起渡重洋。投笔羡班超,此行故国遥,侧身论海外,应忆浦江潮。西方多美人,善歌复善颦、天涯相聚首,宜爱不宜亲。”

      我们一行六人到达北京,他们推举我作代表去中法大学见李石曾校长。我原以为他不会见我,哪知他平易近人,接见了我。我代表几位同学,向他诉说我们在法国教会所办的震旦大学的苦楚。我并不否认他们在法文教学方面的认真,但这是帝国主义的一所学校,专制沉闷,从来没有激发我们爱自己的祖国。这次“五卅”运动唤醒了我们,决心来北京中法大学读书。李校长听后,态度和蔼,马上同意。他说:“你们是爱国青年,不用考试,就来入中法大学读书吧。”他让我们任选其中的一个学院。这样,除姚廷光进了中国大学外,我们五个同学都进了中法大学。我在服尔德学院,学文学。我一进入中法大学,便感受到了民主自由的新空气和崭新的校风。

      当时北京在孙中山先生要北上的影响下,逼使段祺瑞政府开放党禁,各党派公开活动。当时有共产党,国民党右派、左派、新右派,国家主义派(以《醒狮周报》为代表),《现代评论》)派等等党团组织很多,政治空气十分浓厚。我住的地方靠近北京大学,到北大传达室一看,各党派的刊物摆得琳琅满目,有《形势周报》、《现代评论》,还有共产党办的《向导》等进步刊物,都可以零售,青年们踊跃购买。看到这里的政治空气非常活跃,可以自由选读进步书刊,发表政治评论,参加进步组织活动,对我这个刚从震旦在学出来的人,夫是意想不到,兴奋不已。我在震旦大学时,可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来形容。我当时一心只想把法文学好,埋头读书、不问窗外事,在反帝斗争的声浪中,我才挣脱思想禁锢,走出校门。一至北京,这里的革命气氛非常高涨,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使我仿佛从黑暗中一下子来到了强烈的阳光下。当时这种革命形势给我的影响很深,可以说是影响我一生的。

      我真正的政治生活是从北京开始的。形势的推动,进步同学、朋友的影响、帮助,使我参加到现实斗争的行列中。我到中法大学后,几科每三、五天就要上街游行,声援反帝斗争,喊的口号是“力争关税自主”、保护国内市场”、“取消不平等条约”、反对内战“(指北洋军阀的内战)等。

      不久,我在上海震旦大学的同学王汝田,也到了北京,他想学科学技术,未进中法大学。他家住北京景山后街,我与他时有来往。他向我介绍了他哥哥王昆仑,我也见到了他的老母亲和几个妹妹,其中小妹妹王枫一直有来往。那时王昆仑长我4岁,我以兄长相等。我第一次到他书房里,便看到墙中央挂着孙中山先生遗像,两边是一幅对联,有八个字:“发奋读书,努力革命”。我觉得很好,很受启发。与王昆仑家有来往的人,还有傅汝霖、江绍谟、钟天心、周一志(当时名德润)、张平江、谌小岑、李大超、傅岩、黄惠平。我们常常见面,并一同在王昆仑家吃饭。王昆仑的父亲在京做事,但段祺瑞政府经常发不出薪水,因此,大学教授、政府官员都要欠薪。我有时年到王昆仑的母亲包一包衣服让子女去当掉,拿回钱来供我们吃饭聚谈。当时这样做真是难能可贵的。

      我与王昆仑来往之后,他做我的工作,借给我孙中山先生写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等很多著作。他希望我参加国民党,我便参加了。以后我才知道他是属于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反对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那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总部设在翠花胡同,西山会议派总部在南花园。西山会议派还有些元老,例如林森、邹鲁、戴季陶、沈定一等。我参加了一段时间,慢慢觉得他们所持的“共产主义不适合国情”的论点是站不住的。我知道共产党是反帝、要取消不平等条约、力争关税自主的,无论哪派只要爱国反帝都离不开这几条。我开始怀疑他们反对共产党是否对。

      最使我感触深刻的是一些示威游行的活动。当时示威游行活动很多,游行队伍经常与段祺瑞政府派的军警发生冲突,军警拿棍子打人,游行队伍也向他们扔石头反击,这是常事。难得的是,当时北大许多教授和一些知名人士总是走在游行队伍第一排,这对我们学生是很大的鼓舞。我们每次走到天安门集会,各派都有推出善于演讲的人爬到石狮子上对群众说。共产党当时常演讲的是刘清扬,西山岭会议派是张平江。

      最使我不能忘怀的是发生在1925年年底的一次集会。当时传出一个消息,担任北京卫戍司令的冯玉祥的亲信鹿钟麟,愿意保护我们搞一场首都革命。首都革命的前夜,西山会议派开会,我参加了。会上说,首都革命是要打倒段祺瑞政府。西山会议派在群众集会时要宣布根据孙中山《建国大纲》组织政府,并准备选派一人很快地跳上天安门前的石狮子,宣读《建国大纲》。此人要口齿清楚,声音洪亮,熟悉〈建国大纲〉。大家一致推举了王昆仑。第二天中午,有消息说,已有两支最大的队伍出发了。其中有大批学生参加,一支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总指挥于树德;另一支是《现代评论》派的队伍,总指挥朱家骅。我们的队伍也去天安门,决定抓话筒,宣读《建国大纲》。大家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原来讲好鹿钟麟改变了主意,不打前锋,要我们学生打前峰,说他们在后面保护。这问题就复杂了。我参加的游行示威队伍到了两处,先到段祺瑞的家,因有军队守卫,进不去。我们在门外喊了一阵口号,队伍就转到北河沿财政部长朱深的家抄家。抄出高跟鞋有好几百双,扔到马路上。可见这些贪官污吏腐败到何种等程度。后又有人提议说教育部长章士钊很反动,到他家去。搜抄一番没有什么东西,他家很穷,与朱深家不能比。以后章士钊还写了一篇文章《寒家被毁记》。革命没有成功,天快亮时,队伍也就散了。我感到这样做只是造一些声势,也没什么实际意义。由此想到各党派不团结就不能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扭转政局。

      1926年3月18日,再次组织到段祺瑞执政府去示威请愿。那天我发高烧在床未能去,后得知发生了“三、一八”惨案,段祺瑞政府士兵开枪打死了很多同学,中法大学一名学生也被枪杀。

      “三、一八”惨案后,形势急转直下,白色恐怖笼罩京城。1925年孙中山先生北上引起的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到“三、一八”后转入低潮。

      “三、一八”事件充分暴露了段祺瑞政府的反动凶恶本性。不少爱国学生流血牺牲之后,段政府一不做二不休,又发出通缉令。很多党派领导人和进步知名人士都在通缉之列,因此共产党、国民党左派、中右派、西山会议派和青年党的《醒狮周报》派等,有的转入地下,绝大多数纷纷离京南下到广州。西山会议派的王昆仑也离京南下。我当时因为是西山会议派的普通成员,不在通缉之列,便没走。西山会议派留下一位女同志傅岩,要她和各方联系,并以她的影响保留下西山会议派办的大中公学。为此他与我商量后,我们用一切方法尽量减少它的党派色彩,使之成为一个社会上的一般学校。

      那时,北京的空气十分紧张,原负责北京戍区防务的冯玉祥军队改由奉系张宗昌的部队接防。奉军与西北军大不相同。西北军有冯玉祥的教育,对人民群众较好,而奉军十分野蛮。当时流传一个笑话:“张宗昌到底有几个姨太太自己也数不清”,这不知真假。但奉军在京期间的确发生过在大街上强拉年轻女子的事。所以一段时间,人必惶惶,社会秩序很乱。王昆仑临走时曾托我帮助照顾他的家庭,嘱他弟弟王峥嵘遇事找我商量。当时,王昆仑的父亲在政府中做事,母亲年老。一天王峥嵘来找我,说他妻子年纪很轻,想送到他岳父家去躲避,但他岳父家还有二个姨妹,岳父母又都老弱,三个年轻姑娘感到危险。当时我与中法大学几个同学沈保基、姚廷光、万光国等住在沙滩一个小楼上,地处交通要道,也很担心被奉军拉去当挑夫。这样他希望我们都躲到他岳父家去,有几个男青年可以壮壮胆。我们几个人就搬去住了一两个月。

      当时的政治形势很紧张,党派活动只能秘密地进行。大家都希望北伐能胜利进行,盼望国民革命军早些到来。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约十万人,分三路进军。主要一路由第七、第八军进攻湖南、湖北,最后击溃军阀吴佩孚主力,10月10日攻下南昌、九江,歼灭了军阀孙传芳的主力。第三路由第一军向福建、浙江进军,因敌人内部分化,于12月占领了两省。

      北伐军中叶挺的铁军最利害。在1926年5月,作为北伐先遣队开赴湖南、湖北前线。在击溃军阀吴佩孚的主力开创北伐战争的胜利局面中起了重大作用。

      但这时国民党内部分裂,蒋介石发动清党运动,清洗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人。

      当时,北京各大学处于涣散状态,我准备到南方去看看。我先到了上海,见到担任重要职务的李大超。因那时西山会议派掌权,他已做了大官。我看到他门庭若市,就和他简单地谈了几句。他说你如留下,在上海做事不难,不过这种局面不长,可能我们西山会议派要受排挤。我当即谢绝了。我又到了杭州,见到西山会议派的姜绍谟,他已担任了国民革命军三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他部我是否愿意留在浙江做事,我想到李大超讲的政局不稳的话,而且当时我思想上已与他们不一致,就辞谢退出。在姜处我看到一些我平时很尊敬的浙江名流写给姜的求官信,写得很不像样。我在浙江呆了没几天就离开了。回到上海,我找到老朋友戴望舒一起到淞江施蛰存家,又约了戴杜衡,四人谈了一夜。这使我想起两句旧诗:“小楼一夜听春雨,明晨深巷卖杏花。”我们一面听春雨,一面谈时事,国民革命势如破竹,打垮反动军阀,却内部分裂,半途而废,十分可惜。到底出路何在,大家也茫茫然。

      我在淞江过了两夜,乘火车回到北京。当得知大中公学没出什么事,隐蔽下来的革命同志也没出问题,心里才稍安定一些。那时候,我思想上与西山会议派的主张已不一致,觉得国民党丁唯汾领导的新右派比较朴素,还有股革命劲,因此同他们发生了关系。新右派的许超远是我中法大学同学,我们二人来往密切。从此与西山会议派疏远了。

      不久,发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件,躲在苏联大使馆的李大钊等人被反动军阀抓去处死。这件事轰动了北京城,特别是青年学生悲愤难平。我看到“四、一二”大屠杀,北大李大钊被害,基于义愤,经两个朋友介绍就不顾危险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的入党介绍人一个是胡曲园(现任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一个是王兰生(当时北在学生、建国后担任过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办公厅主任,已去世)。我被编在北京大学支部下的一个小组,同在一个党小组的还有千家驹、陈洪进、吴羹梅。有关系的党员有李述礼、袁效之(他们早已入党,因暴动失败后来京念书的),经常联系。

      当时,我入共产党的事许超远知道了。我上年去南方再返回时,国民党军队已到北京,许超远担任了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宣传部长。他是新右派,是反共的,我们两人的观点对立了。许把我找去说,你的事,我都知道,劝你别太糊涂,我是不会怎样,但你不要活动太厉害。那一段时间,许倒还是帮助我们的。

      1928年春节之后,一天党组织通知我,中央有位同志来北京了解情况,住在前门一家旅馆,要与积极分子谈话,约我前去。我去谈了半天,他很满意,鼓励一番,指导我们怎样工作。他说,环境变了,现在北京右派掌权,你们要学会保护自己,积蓄力量。事后,我才知道他是陈潭秋。以后,我就一面在中法大学读书,一面为党工作,主要是在印刷工人中开展工作。我因前几扑克北京同朋友一道办一刊物《人言》,后又为《世界日报》办一副刊《挣扎》,经常跑印刷所,自己校对,因此与印刷的怕工人们较熟。

      党的宣传品不断发下来,得找个地方存放。我住的地方人杂不便存放,遂与吴羹梅商量。吴家住在北京东城附马胡同,父亲是天津银行经理。我们把宣传品放到他的卧室里,用时取出,这样一来安全多了。这事对他夫人也是不瞒的,他夫人也同意。

      1929年初夏,我在中法大学读四年级正在毕业考试。这时,中共河北省委被叛徒出卖,遭破坏,党员名单被抄去,组织上通知我立即动身离开,不得延误。当时我还有两门课没考完,就向学校告假,说家中有人重病,需要赶回,不能考完试了。校长李麟玉多少了知道一点我的情况。我曾常同比我高一级的同学陈毅有来往,陈毅其时已南下参加北伐。李校长同意,催我速归,并说未考完的两门课,明年可以再补考。我还有些事需要处理,就让李南芗陪我的夫人正怀着孕的吴元戍先走。这时李南芗各课已考完,他们两人南下到常州李南芗的家。几天后我也南下。临行时我化了装,由王峥嵘爱人姐妹俩陪我到火车站。我离开了北平,在常州李南芗家住了几天,又偕吴元戍一起回到杭州。

      第二年,我写信给李校长,他复信同意我不必去北京,由学校寄考题给我,由我面答好寄回即可。所以我在中法大学的毕业文凭是1930年的,而实际上是1929年就毕业了。

      经过宁汉分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北伐实际上遭到失败。那几年还是军阀寄割据一方。东北张作霖称首,奉军的一部分张宗昌入了关,阎锡山在山西称霸,湖南由何健霸占四川又互相残杀。冯玉祥的西北军被挤到了绥远陕西一带。蒋介石控制着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地。那时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军已开辟了江西革命根据地。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回到杭州。当时我日夜思考两个问题:一是我大学毕业,也结了婚,父亲曾屡次告诫我,只供养我到大学,毕业后我得自谋生路,不能现找他,所以我要找个职业,解决生计;第二个问题是要找到党组织再接上关系。

      我当时在杭州没有熟人,要找职业,我认为唯一可依靠的是我的叔父。他在浙江农学院任教授。我请求叔父帮我介绍工作,他陪我去找农学院院长谭熙鸿。谭客气地接待了我。我想可能有希望,但此后等了很久,没有下文。幸而我还有个震旦大学老同学李辛阳。他留学法国,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已回国,正在杭州浙江财务从员养成所教法律。他与当时司法界实力人物王宠惠、郑毓秀有关系。郑在上海的律师事务所做律师,业务很忙,需帮手,便请李辛阳去,收入颇丰。李决定去,但财务人员养成所还有三个月的法律课没人教。我去找他,他就和我商量,能否代他的课,所长是浙江财政界知名人士魏颂唐。谈过话,魏同意我去教。可我学的是文学,为了找到工作,只好接受下来,现学现教法律课,但收入不多。我刚大学毕业,新建家庭,时已寒冬,女儿即将出世,经济很拮据。我便又通过在上海的一位办书店的老朋友张定芦定约,赶写了两本小册子:《英美资本战》和《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写稿时很冷,便在旁边放一盆热水,泡泡冻僵的手再写,赶出寄去,得到一笔稿费,维持家庭生活。此外,李辛阳与世界书局约好,写各种法律知识ABC,其中《行政法ABC》等两种法律的稿子让我写,我也赶写出交世界书局出版。这套书销路很好,他们对我的稿子也很欢迎。1929年冬季,我的女儿阳生出世。我就是靠在财务人员养成所教行政法的收入,另加上这几本小册子的稿费,得以渡过这段时期的。到了第二年的2月份,学期结束,我代的课便完了,学员将去各县实习,我就没有工作了。

    (三)



      那时幸得我岳父家让吴元戍和女儿去住,我只身一人到上海去找工作,先是与老朋友陈洪进合租了一个弄堂房子的前楼,他写稿子,介绍我到水沫书店做编辑。这是一家姓刘的华侨办的书店,请的编辑有戴望舒、施蛰存、戴杜衡和我。出版了一些经鲁迅审定、冯雪峰翻译的苏联的有关论文艺的作品,这些书销路很好。我有了工作,生活得以维持。

      到了那年秋季,陈洪进要回到安徽天和县中学去教书。他岳父是校长,学校还外请了几位有名气的教书先生。他劝我和许我人一同去,待遇较好。我们三人就一起去了天长县中学,我教国语,教了一个学期。在学生中我也留心哪些学生思想比较进步,确有几个表现很好的,最突出的一个是周元彬(后改名周原冰,解放后曾在上海主编一个刊物,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骨干,研究道德伦理学的专家)。到了冬天,当地县政府对我们几个比较注意,有特务在监视,还有教师被他们在床褥下故意放进共产党的传单受陷害而被捕,我们就辞职离开了。

      我回到上海,住在同学陈志皋家里,一面找工作,一面寻找党组织。不久遇到了上海社联(即社会科学家联盟,这是党的一个外围组织)的朱镜我,过去曾见过面。我向他表达了想重机关报与党接上关系的愿望。他说,现在我们被捕的同志很多。目前最急迫的事是营救这些同志,但很困难。他得知我与吴元戍住在震旦大学同学陈志皋家里,很高兴。当时陈志皋刚从上海法学院毕业,是沈钧儒的学生,师生交谊很好,现在在某律师事务所做律师。他的父亲陈介卿是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堂的唯一华人法官,很有权势地位。朱镜我说:你有这个关系,党正需要,能为党做营救同志的工作。他希望我参加互济会的工作(互济会里基本都是共产党员),搞好同陈父子的关系,使他们能设法营救我们被捕的同志。我欣然接受了。

      确实, 在当时的形势、环境下,党的一些活动做法是很容易出乱子,会使组织受到损失。如那年“五一”节,我在上海,社联通知我们到大马路先施公司、永安公司一带示威,给我们每人一批传单,等有人在先施公司上面的东酒楼一放爆竹,我们就喊口号,散传单。但其时英国巡捕房早就有几辆囚车停在公司附近,专等一有动静就捉人。那天我约了姚蓬子(左翼文学家),先习了两包茶叶,在喊口号、散传单后英巡捕捉人时,装作买茶叶的,才得以逃脱。那时的活动常常一下子就被捉几十人。我当时心里想,这样搞革命要搞到哪年,力量培养不起来,危险又大又无济于事。所以毛泽东同志从中国襟怀出发,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观点完全正确。我当时已感到外围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因此思想上也愿意做这个工作。此后朱镜我便介绍我与社联发生关系,互济会派了张根生同志与我经常联系。

      当时,租界内抓到人,审讯关押几天之后,就要引渡到中国地界。一送过来,落在蒋介石手里就难办了。我通过陈志皋的关系,每得到法租界逮捕共产党员和工人的消息,就请陈家父子帮助,不使被移交,设法关一些时候过了风头能放出来。有时要经过法律手续,出面打官司,陈介卿、陈志皋也出力保释。这样营救了不少在法租界被捕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自从朱镜我希望我参加互济会做党的外围工作以来,我职业问题还没解决,总在陈家吃住,日子长了也不安心。后来通过两位在北京时很熟的朋友,一位陈高慵(上海劳动大学教授),一位盛叙功(在劳动中学负责教务)的推荐,我到了劳动中学做教员。有职业后,我就不住在陈志皋家里,在附近的成都路租了一个弄堂房子的亭子间,与吴元戍搬去住。劳动中学在江湾,路虽远,但交通方便,我每天上午从市区到江湾,路虽远,但交通方便,我每一上午从市区到江湾,教半天的课。陈高慵提议,是否我们几人办个刊物。我事先问了朱镜我,社联同意挂在下面,我们三人就很快筹办起名为《世界与中国》的双月刊。陈志皋较有门路,他去接通关系后申请登记,社址定在陈志皋律师事务所里。在英租界四川路中央大夏租了一个写字间,经济方面由陈志皋负责。陈志慵为主编,并介绍了他的学生、一个很好的青年程仲文,常在那里办公,并跑印刷所校对等。这是一个比较进步的刊物,刊物的出版在上海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我们当时就一面办《世界与中国》刊物,一面继续做营救工作。

      在我搬到成都路不久,一次,北京的老朋友胡曲园(原名胡延芳)来找我,说有个重要人物、日共的一个中委要在我那里躲一躲,招待他吃住,是他的老朋友山田介绍的,要我绝对守秘密,并说他已改了装,看不出是个日本人。我住的亭子间上面阳台还有一个小间,刚够一个人住,我与房东商量,让他住下来。我和元戍俩人每天陪这位日本朋友到外面吃饭,过了近一个月时间,他另有任务走了,后来再没通消息。

      夏天,我接到杭州浙江省财务人员养成所的一封聘书,是所长魏颂唐出面聘我去担任正式教师,为期一年,期满可再续聘,报酬丰厚。我觉得这可以解决职业问题。我现在只是一年期的每周半天上两堂课,收入很少。与朱镜我商量后,他同意我去。财务人员养成所定于9月份开课,希望我8月底前到杭州。杭州离上海近,我还是每月可以来上海一、二次,可以为《世界与中国》继续写文章。但互济会工作要有人接替,营救工作是很急的,需要经常联系。我同张根生商量后提出:互济会派个同志来与陈志皋保持联系,是否可以介绍一个能适应陈的封建家庭的人接替工作。陈家在浙江海宁县城是个很有名望的大家族,民间传说,清朝乾隆皇帝南巡时曾到过他家,并且陈家有姨太太,很有规矩。因此派的人要懂封建礼教,会交际,要能够与这个家庭打交道的,否则派个革命气很强的人就不合适。张根生讲:你放心,我一定找来。过了几天,他陪了一位年轻的女同志到陈家来,叫黄淑兰(真名黄慕兰),很漂亮,湖南人,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穿着入时,很会打扮,为人很热情,也很会讲话。我介绍她认识陈志皋,再陪见陈的全家。陈志皋和两个弟弟陈寅谷、陈石君,三兄弟都表示欢迎。黄淑兰与陈父母也很谈得来,黄还写一手好毛笔字,能做诗填词。在很短时间,她与陈家就和我一样熟了,真是很难得的。以后的营救工作就主要由黄淑兰接替联系了。她还要求参加了《世界与中国》杂志的工作,也是创办人之一。

      1931年下半年,我在杭州财务人员养成所教书,一天黄淑兰跑来找我。告知陈寅高慵被捕了,看起来与《世界与中国》有关,刊物被查封。为了营救陈高慵,我们一起到了上海,托朋友找熟人,但找不到有力量的人,没有效果。后经陈志皋了解到,是CC中统点名抓的,没受虐待,要他投降,一时恐放不出来。1932年,陈高慵被释放,他参加了上海赫然等十教授发表的一篇《国事宣言》。这是CCR 论调,主张相忍为国、攘外必先安内,是替蒋介石说话的。一看便知道陈高慵已投降CC,判变了。我与他从此再没有来往。

      当时,黄淑兰再在上海呆下去危险,组织上让她躲到杭州。我那时住在岳父家,就为她在西湖边找到一个三层小楼(这个小孩是杭州人为纪念著名文学家俞曲园造的),租了最高层的一间,把她安顿下来。每星期六陈志皋从上海来一次,谈情况。一天,我与陈、黄三人在西湖游园,走到杭州著名风景地虎跑,黄淑兰讲她的名字不能再用,当时正她面对的庙叫定慧禅寺,我就提议用“定慧”二字吧。她从此就用黄定慧的名字,直到解放后,恢复原名黄慕兰。

      营救工作中遇到的最大一个案子,是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一事。我正在上海,陈介卿那天突然回家,告诉陈志皋让黄淑兰找我报信,法租界抓到共产党头目向忠发。我问:怎么肯定是?他说,因知道向忠发的特征有六个手指,早就注意了。我们立即设法营救。陈志皋说一般的人不行,要请法国的律师,一位很有名的窦白克,需要送钱去请。研究后我马上找了有联系的同志去找关系,黄淑兰去筹款。我到陈家等了一会儿,黄淑兰就提了一皮箱的钱来。正要送去,陈介卿又派人来说,不必送了,花冤钱,向忠发已倒向蒋介石。他已供出周恩来的秘密住所,并带人去捉,幸而周恩来得到消息马上转移,没有捉到。这说明他已完全判变。后来向忠发很快由法巡捕房移交给上海警察总局,送到南京蒋介石那里去了。这是我营救工作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1932年我在杭州,到魏颂唐私人办的财政讲习所教统计学等课,并兼训导主任。陈志皋在上海直接与互济会有关的人联系,帮助做些营救工作。他时常来杭州,我发现他与黄定慧恋爱了。我在离开上少时,已提醒黄定慧只做工作,不要与陈志皋谈恋爱。我反对他们恋爱,因为黄定慧是共产党员,组织上又没同意。但由于陈志皋不顾一切做营救工作,两人情投意合。陈介卿在春天病故,陈志皋守丧之后,两人就结婚了。黄定慧工作做得很好,但婚后脱党。此后我继续教书,就没有再参加营救工作,他们也就做得很少了。


    (四)

     

      30年代初期,报刊上天天登载着农村经济崩溃在即的触目惊心的消息。1930年我在安徽天长中学教书时,有空就到附近农村去走走。天长县从自然条件讲应是一个鱼米之乡,但我当时看到的却是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这里的农民无论大人小孩都是衣衫褴褛,住的房子破旧不堪。当我走近想与他们交谈时,他们显得很害怕,马上躲进破房子里去。整个村庄一片灰蒙蒙,而唯一鲜明的是画在天长县城墙上的日本大学眼药和亚细亚煤油公司的醒目的广告。

      此外报纸上常可看到北方有些地方的农民受不了地主豪绅高利贷的剥削压榨,纷纷背井离乡弃家出走的报道。本来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一般都是安土重迁的,但他们实在不堪忍受沉重的负担,无法生存下去。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发表的一个调查报告讲到,在长江沿岸调查了4个村庄,竟连一块银元都没有,可见农村的赤贫程度。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农村的穷困状况视而不见,要继续“剿共”,叫嚷“攘外必先安内”,调集全国财力向苏区进攻。兵差、徭役、苛捐杂税把农村搞得民穷财尽,生产凋敝,农村经济面临崩溃。

      因此,在那个时期,全国各地相继兴起了不少乡村建设的团体,例如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办了个平民教育促进会,章元善在河北省办了一个华洋义赈会,黄炎培在江苏徐公桥办了个实验区,伍廷飚在广西办了个农垦实验区,胡治威在浙江的兰溪办了个实验县,梅思平在江苏江宁办了个实验县,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办了一个乡村建设研究院,高践四在江苏无锡办了一个江苏教育学院,金陵大学在南京和其他地方推行卜克教授农场经营管理法,上海银行也在长江流域办合作社发放农贷,江西省的财政厅长文群在豫、鄂、皖、赣四省办农业合作社(以后发展成为4省农民银行)。河南有个大地主别廷芳也办了一个实验区,实际上是一个地主武装;CC派的重要骨干肖铮办了个政学会,主张以国家买地主土地的方式解决农村土地分配不均的问题。这些团体组织一时风起云涌,都标榜能够挽救农村经济的崩溃。对于当时像我们这样的青年来说,到底谁的路子对,感到迷惑。

      我看到农民的生活实在苦,看到农村的衰败情形,而蒋介石政府置民生疾苦于不顾,顽固坚持内战,内心受到很大触动,写了一篇评论、感想,并与吴大琨合写了几篇农村经济的文章,连续在《大中国周》上发表了。这些小文章引起了一个人、即陈翰笙先生的注意。陈先生是留美学者,当时是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国际问题的专家。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时,我曾听过他的演讲,拜读过他的大作,非常敬仰,便曾以信函向他请教,得益匪浅。他看到我的文章,认为有道理,但还没有上路,便写信约我去谈谈。那是1932年的秋天,陈先生到杭州,我前去讨教,还带了一本法国农村经济的书。陈先生翻看了一下,认为我的研究方法不对头。我当时还没有摆脱金陵大学卜克教授的影响,认为卜克教授的农场经营管理理论有道理,要提高农业生产,总应把农场经营管理好,大农场应管理好,小农场也应效法学习。陈先生回答我说,再好的经营管理和科学技术在当前的中国农村里都用不上,有一块“铁板”挡住了。你想农民辛辛苦苦劳动一年,由于他是租种地主的土地,要把收获的80%以地租、税收等形式交给地主及政府,农民所剩无几,哪里还有力量改善经营管理,使用科学技术呢?首先应研究生产关系,土地属于谁,然后研究生产力,农村最大的生产力就是劳动者农民,在这样的生产制度下,农民是心情舒畅、精神焕发,还是受束缚、受压抑?现在农民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劳动收获的粮食要给地主拿去,生产力能发挥出来吗?所以最根本的是:不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任何改良都是没用的。说句老实话,现在苏区所实行的土地革命,那才是最彻底的、得到农民的拥护的。这番话使我豁然贯通,胜读十年书。虽然我在北大上学时学了一点马列主义,但不会实际运用分析,受到陈先生的教育启迪,从此我开始学习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研究中国的农村经济,而不只凑一些数据公式,比较上路了。

      陈翰笙先生在社科研究所住所长,注意农村调查,曾组织召集一批有无锡同乡和教学中相识的有志青年进行农村调查。当时,曾做了比较广泛深入的两个地区的实地调查,一个是保定,一个是无锡。之所以选择这两地,因为保定是华北民族工业最发达地区,无锡则是江南民族工业最发达地区。看看富裕地区的农村经济状况怎样,便可知其他内地农村状况如何。这两次农村抽样调查结果,暴露中国农村赤贫、经济濒于崩溃的真实情况。调查发现的突出问题之一是土地分配数字的悬殊,地主在农村所占耕地极大,差不多80%以上土地归地主所有,农民却是耕者无田。通过调查将农民所受通苦和处境真实反映出来,揭露了兵差摊派的实情,出版了一本“华北地区兵差摊派调查报告”看了使人很吃惊,很受各方重视。陈先生因此在中央研究院受到排挤。这两次的调查报告,可惜限于形势未能出版,但调查的一些统计数字还是流传很广。这说明即使在民族工业比较发达地区,农村经济仍然是日趋崩溃。当时参加农村调查的这批青年很努力,其中很我成为后来著名的经济学家,如钱俊瑞、薛暮桥、徐雪寒、孙治方、张锡昌、秦柳方、陈洪进、韩德章等。

      1933年5月,我接到陈翰笙先生的信,约我到南京去谈一件事。当时在中国农村经济面临崩溃的情况下,蒋介石向美国政府提出棉、麦借款,美国答应给一笔棉麦贷款,蒋介石为“剿共”、打内战之用。汪精卫的行政院亦想从中捞一把,因此以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的名义,希望分得一笔贷款。新成立的农村复兴委员会由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负责(他原是北大教授),陈翰笙是农复会委员之一(陈也是北大教授)。彭学沛知道陈先生在社科研究所搞农村经济研究,进行农村调查很有声望,便请陈先生主持。陈先生所内工作不能全脱开,便写信约我面谈,推荐我到农村复兴委员会任专员,负责农村调查。我对陈先生素来很敬佩,就答应下来,回杭州辞去魏颂唐处的工作,由陈翰笙先生介绍到农复会任了专员。

      我到刚成立不久的农复会工作,负责农村调查,参加了苏、浙、豫、陕四省的抽样调查,当时每到一地调查几个月,很认真地了解情况。调查表时农村的贫困状况比想象的还要严重。我印象最深的是到河南调查,我们租了一辆骡车从早晨走到黑夜竟没走了出一家地主的领地,这个事实惊人。农村里雨天多了闹水灾,晴天多闹旱灾,尤其是蝗虫成灾。河南有句话:“河南四荒:水、旱、蝗、汤(汤恩伯部队欺压人民)。”这反映了多少年来农民身受其苦。农民头上四把尖刀,租、税、价(剪刀差)、息(高利贷),终年辛劳,不得温饱。

      当时在农村调查的问题不是没有斗争的,我们这些以陈翰笙先生为首的,有薛暮桥、钱俊瑞、孙冶方、秦柳方、张锡昌等的一派,主张对农户的分类,按地主、富农、贫农、雇农来划分,以金陵大学农学院了代表的一派主张以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来分。如何分类是个斗争,因自耕农的名称是含糊的,掩盖了富农阶层,抹煞了剥削的性质。我们这一观点人数较多,坚持前一分类方法。

      在当时的形势下,陈翰笙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呆不下去了。虽然院长蔡元培先生很进步,很赏识信任陈先生,但研究院关系复杂。总干事傅斯年(“五、四”运动时的风云人物)与陈先生的思想观点不同,对于研究社会科学要从农村问题着手、农村调查中人员选择和农户分类法等都有矛盾分歧。傅斯年处处给陈先生出难题,刁难、反对陈运动会笙先生的调查。到1933年秋天,陈翰笙先生就坚持研究所所长之职,离开了中央研究院,到上海开始筹备成立农村经济研究会。在上海商品检验局吴觉农的积极帮助下,农村经济研究会很快成立。陈翰笙担任理事长,吴觉农任副理事长,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冯和法和我任理事。陈翰笙先生还带了一些所里的青年同志到农村经济研究会,并关照我在农复会里尽量吸收所里一些青年同志进去,继续搞农村调查,以维持生活。大家工作就绪,第一步是准备出版(中国农村)月刊。刊物登记要有正当职业的人,便推定我和冯和法出面做出版发行人。我二人到国民党内政部登记注册,被批准出版发行了。

      《中国农村》月刊出版后,对青年们产生很大影响。它通过实地调查的资料,揭露中国农村种种贫穷、饥饿、流离失所的惨痛事实,批判改良主义,主张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落后制度,改变土地所有权,使土地归农民所有,强调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至少要做到这点。指出中国土地制度不改掉,中国农村没有前途。《中国农村》敢在蒋介石统治的区域里揭露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落后性,主张“耕者有其田”,就是与苏区的土地革命遥相呼应。所以《中国农村》月刊是当时影响很大、销路最好的刊物之一,很受欢迎,各地青年纷纷写信来,表示愿意做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会友,人数众多,形成一种力量。由于《中国家村》的宣传影响日益扩大,受到蒋介石政府的忌恨,多次要查封。有几次是在吴觉农的活动下才幸免,几次是我在南京奔走,总算没被封掉。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开始研究,并且多看多写有关中国农村经济的文章。我除了在《中国农村》月刊上发表文章外,还为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的季刊写较长的文章。如果有人问我一生写的文章较有意义的是哪些,我自认为在30年代初期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文章还是比较有意义的。同时我在农复会又进行了苏、浙、豫、陕、桂、滇六省农村调查,调查报告一省一本,一年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式。此后又进行了长江流域粮食运销情况的调查,发现在米谷运销过程中,剥削的情况十分严重,因此我写过一些关于中国米谷商品化和高利贷问题的文章。

      1936年夏,国民党政府召开全国财政会议,我以农村复兴委员会专员的身份去参加。我将农村实地调查得来的资料,以及从报章杂志各方面收集的很多苛捐杂税的资料拿给农复会负责人彭学沛,请示可否带去参加财政会议。这些资料真是无奇不有,彭学沛看后同电我带去。出乎意料,这些资料在财政会议上印发了。后有位知内情的人告诉我,国民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收捐税方面有矛盾,这些资料有利于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派收捐税并禁止从中克扣。

      1934年,我到定县参加第一次乡村建设讨论会。在讨论阎锡山提出的“土地所有制”问题上,争论很激烈。1935年,我在无锡参加乡村建设讨论会上,既与晏阳初、梁漱溟、乔启明(金陵大学派)、孙文郁(卜克教授主张的拥护者)等人在论点上交锋,同时也成了朋友。

      当时乡村建设派也形成了一股力量。到抗日战争前夕,1936年在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要我联系这些人,一致对外抗日救国,我为此做文章做工作。记得1936年的上半年,有一次,我和千家驹二人约请梁漱溟到千家驹家里,三人谈了两个半天,交换意见看法。虽然我们对解决中国农村的观点不尽一致,但对抗日救国的主张是一致的。

      1936年夏,冯玉祥回到南京,约千家驹给他讲学。每星期几次,讲经济学。经千家驹介绍,冯也请我去讲农村经济学,每星期一、二次。每次冯与他的参谋长等人都很认真地听。这样,我认识了冯玉祥和他手下的一些人,如李紫翔、赖亚力、王卓如、吴组湘等。我们在讲学同时也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

    (五)

     

      三十年代,是中华民族最痛苦、面临亡国沦为殖民地的黑暗时代,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宁愿亡国也不肯停止“剿共”,坚持打内战,给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创造了一个大好机会。“九、一八”后不久,日本关东军就统治了东北三省,进而吞并热河,并通过何梅协定,频频进逼,企图吞并整个华北。日军在南方侵略淞沪,引起“一、二八”战争,幸有十九路军奋起抗战,将侵略军打得头破血流。

      我当时在南京亲耳听到两件事:一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因打内战,财政困维,想要增加海关税收,包括人造丝等几种物品的进口关税。尚未公布,驻上海日本总领事专程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国民党政府就不敢动了。另一件更可笑,日本在长江的炮艇将炮衣都卸下,大有向南京开炮之架式,于是南京空气十分紧张。想不到过了两天,躲到紫金山上的臧本食品吃光了,饿急跑到山下向村民要东西吃,被村民们送到警察局。原来是日方要他到紫金山去自杀。这是一个阴谋,借以要挟中国。这成了一件国际丑闻。当时的形势,日本就是要灭亡中国,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而蒋介石反动政府却依然对外退让,对内镇压。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击日本的侵略。救国会组织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发起成立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外实行不抵抗的投降政策,对内实行反共反人民的恐怖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学生运动声势很大,他们反对投降,要求抗日。运动集中在南京,砸国民党中央党部,砸外交部,人士。1932年春,国民党反动政府变本加厉地实行白色恐怖,镇压学生运动。南京的共产党组织也遭到了破坏,所有党员或被捕或出走。1933年初,日本帝国主义者大举侵入华北,蒋介石却不顾日本侵入,竟悍然拒绝共产党的停战抗日的提议,并调动军队,组织对革命根据地的进攻。这时各阶层的人士,包括国民党内的左派及国民党政府的职员都迫切要求改变现状。那时上海已有“左联”、“社联”等活动,但由于南京是白色恐怖的中心,所以连这种组织形式也不能存在。1932年,王昆仑、钱俊瑞开始有了寻找一个适合南京具体情况的组织形式开展一些活动的动机。1933年,我从上海到南京,在南京的无锡同乡会访问王昆仑和他的妹妹王枫,讨论决定再吸收几个人组织一个读书会。于是由王昆仑、孙晓村、曹孟君、胡济邦、王枫、勾适生组成读书会。会址设在成贤街无锡同乡会王昆仑的宿舍里,定期开会。当年有了发展,先后有吴茂荪、吴无戍、汪季琦、顾清侣、张锡昌、秦柳方、袁轶群、薛宁人、孙克定、华应申、狄超白等人参加。到1935年夏末前又增加了薛葆鼎、汪德彰、季洪等人。

      南京读书会成立之初,主要是结合时事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了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李达译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时事分析主要由王昆仑和我主持。王昆仑着重在分析敌情、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阴谋和内部矛盾;我则定期去上海带回对于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当时开展过一些公开活动,如由吴茂荪出面,在新民报上办了《时代认识》副刊,共了邮十几期,对南京的知识分子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1934年8月底,南京读书会在无锡太湖边的万方楼举行了一次会议。这是南京读书会正式同党接触的开始。会议开了三天,与会人员约30人。上海方面来的有钱俊瑞、曹亮、华应申、熊岳兰、沈兹九、陈波儿等,无锡当地参加有的陈佩兰(当时无锡工运负责人)、黄惠兰(无锡丝厂工会老工人)和“无锡学社”(无锡救国会的前身)的李伯敏等;南京来参加的有王昆仑、曹孟君、张锡昌、秦柳方、胡济邦、王枫、吴茂荪、孙克定、狄超白、吴元戍、薛宁人和我。会上钱俊瑞作了政治报告,对国内外形势进行了分析,指出当前形势的关键是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超过了国内的阶级矛盾,今后工作方向是贯彻共产党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并介绍了沈钧儒在上海的活动情况。王昆仑分析了国民党政府的内部情况。曹孟君和我介绍了南京的社会活动情况。曹亮讲了各方面怎样联系等。

      会议之后,大家回原地进行抗日救国工作。那时,虽然全国救国会还未成立,但这方面的工作已开展起来。读书会成员在南京举办“冬令讲学会”,向文化界和大学学生进行工作;通过“大华自然科学社”等的关系,在前中同大学举行过多次演讲,还发起“绥远抗日后援会”。这些都在社会上有较大的影响。

      南京读书会在国民党统治的政治中心南京进行了两年的活动,主要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传播党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方针,瓦解反动派的部分力量,团结影响一些人,壮大革命的力量。利用反动派的内部矛盾,为党做了一些工作,并为南京救国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无锡万方楼会议后,南京读书会的成员回到南京,分工负责筹备南京各界救国会。妇女界方面由曹孟君、胡济邦负责;文化界方面由狄超白和我负责;学生方面由薛葆鼎联系;职工方面由薛宁人联系。妇女界救国会成立得最早。

      妇女界救国会成立于1935年夏末秋初。成立后的负责人是曹孟君、季洪、王枫、朱红、沙轶瀛、谭得先、何兆铃等。接着文化界救国会和学生界救国会先后成立。文化界救国会负责人有我和狄超白等。学生界救国会负责人有后文翰、季宗璞、薛葆鼎,后来又增加了李赓、祁式潜等。职工界救国会成立较迟,是在1936年5月成立的,负责人是汪德彰、赵鹏、熊仁勇、刘仲芳、薛宁人等。这几方面的救国会成立或筹备工作基本成熟,南京各界救国联合会才正式成立。成立会是在玄武湖的船上召开的,负责人是曹孟君、千家驹、狄超白和我,以及学生界、职工界救国会的代表各一人。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很快就参加了上海和南京的救国会组织,所以农研会与救国会是合流了。

      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圆明园路的女青年会宣告成立。这是救国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救国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次大会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1935年8月1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提出的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主张。当时最使我感动的是,已80多岁高龄的马相伯老人也前来参加成立大会。北平来的代表有许德珩、马叙伦,大学生代表陆璀等。参加会议的有全国18个省市60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大会以后,救国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南京兴起援绥运动。在救国会领导下,南京救国会并通过冯玉祥,推动国民党上层人士张继、居正、覃振等发起援绥抗日运动,号召全国同胞积极参加救国运动,全力援助绥远以傅作义为首的抗日部队。11月上旬召开了援绥抗日大会,在筹备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王昆仑、张西曼、许宝驹等。大会在国民党南京中央饭店举行。国民党很多中委如何香凝、柳亚子等和立法、监察委员都联合起来参加。最难得的是请到了国民党元老张继做大会的主席,因此国民党特务就不敢破坏这个大会。当时在南京这个国民党的心脏地区的中央饭店一成这样的大会,公开宣传支援绥远抗日的军民,是空前的,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白色恐怖。会后,援绥的衣物钱款由许宝驹等代收。会中我与曹孟君奔走联系,身份更加暴露。

      援绥大会几天后,国民党政府就下了毒手,11月21日逮捕了上海沈钧儒等七位救国会领导人。28日那天,我与王昆仑、张西曼等在许宝驹家讨论如何营救上海七君子时,马叙伦的儿子马克强跑来说,今天上午曹孟君《与他同在实业部工作》被捕了,罪名是“赤匪嫌疑”。我们立即研究两个问题,一是我是否躲避,二是如何营救曹孟君。研究下来认为我最好不走,因我在财政部是科长,又是筹备直接税的专门委员,地位比曹孟君高,敌人可能不致下手。营救曹孟群,主要想找李德全(冯玉祥夫人),通过冯玉祥去想办法。决定之后我们就分手了。我去通知千家驹和狄超白,防备意外,然后就代表财政部到内政部去开会。到下午4时左右,有人进会议室通知我:“洛阳来人要与你谈话。”(其时蒋介石在洛阳)我一出去,就有两个特务带着手枪,出示一张逮捕状“亦非嫌疑,危害国民”,我就这样被捕了。

    (六)

     

      被捕后,我先被关在宪兵司令部大厅旁的一个会客室里。我看到对面门口站着一个士兵,便找机会观察,原来里面关的是曹孟君。第二天一个宪兵司令部的低级刑审员来审问我,第一句话说:“你要知道阶级斗争是残酷的。”我回答说:“做亡国奴更惨。”我质问他:“我是财政部的一个科长,抓我什么理由?”他说:“是洛阳的命令,你是赤菲嫌疑。”我问他:“有何证据?”他讲:“这你不能问,我们有根据,你与赤匪有关。”谈话僵住了,没法进行下去。

      第二天,我被押送到宪兵司令部的看守所关起来。那个看守所关了各式各样的人。两具人关在一间牢房里,是上下铺,我睡上铺,下面是一个很书生气的人,交谈之后知道他因为冤枉被关了很多天了。我在这牢房里大约关了两个多星期后,又被转送到另一个牢房。同牢的一个犯人,看似商人模样,一见面满口喊冤枉,一会儿又轻轻对我耳语,说蒋介石在西安被抓起来了,是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的。我感到这是大快人心的好事,但当时又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所以没表示什么态度。以后,那人又同我谈了好几回,我说不可能吧,仍没表态。其时正是西安事变。后来回想起来,当时我如果拍手叫好,也许会被拉出去枪毙。

      在看守所里,开始一段时间,三天两天要被拉出去审问,审问的主要内容不外是,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以及有哪些党员。我不是中共党员,我说不知道,我只为抗日救国干救国会。审问了很多次,总是这个问题,因此总没有结果。之后很长时期,我就被关在那里,既不理睬我,也不提审了。

      在牢中,我记忆深刻的有两件事,值得记述。一件是:我隔壁牢房关了一位政治犯,他也是在上铺,我们透过上面的铁丝网可轻轻交谈。他作了一首诗,我至今还记得:“楚阶同囚倍相怜,据壁磨诗志益坚,气吞强秦兵百万,目空免赵客三千。一腔孤愤君同调,满地荆棘马不前,成败英雄安足论,掷鞭休让祖生先。樊笼高卧论尘缘,寒尽山中不知年,已曾座上为贵客,依旧人间作谪仙。不被羁囚死壮士,誓将执血换人权,茫茫世事浑如楚,岭上飞云陇上烟。”

      再一件是:1937年初,有个女青年,据说是共产党员,被抓进来后大骂国民党反动派,高唱国际哥。牢里的看守用泥和石头寒进她的口里阻止她唱,她吐出泥土继续唱,看守们就毒打她,直到她失去知觉。第二一早就将她解到南京雨花台处决。我被关的牢房是进出大门的必经之路,我从门洞里望到了这个姑娘,她已被打得遍体鳞伤。我不曾作过诗,但见此情景,含泪作了首诗,以志寄怀:“暗挥热泪哭姑娘,革命未成抱恨亡,雨花台畔精魄永,抗日史上姓氏香。悲歌慷慨犹绕耳,就义从容最断肠,门洞一面成永诀,思君抚已两茫茫。”

      到了“七、七”事变后,我们被关在牢里都知道抗战爆发了,日本飞机轰轰地从头顶上飞过。看守们采取一种防备措施,给我们上手铐。我提出抗议说:“我是困救国会主张抗日面被捕,过去倒没上手铐,现在抗日了,反要上手铐,道理何在?”他们不理睬,还是给加了手铐。那时起每天“放风”的时间长了点,“犯人”间可以讲讲话。1937年8月下旬的一一,曹孟君让看守送一碗菜给我,我想她从未送过菜,这次送来,一定有道理。细看发现她用牙膏皮包了个纸条放在菜里,打开一看知道她1、2天里可以释放了,我很高兴。到1937年9月4日下午,看守把我叫出去。在一个军法官的办公室,我看到彭学沛(那时任交通部次长)坐在那里。军法官讲,今天彭次长保你出去,我们同意了。但你态度不好,曾散发共产党的文件,判你5年有期徒刑,缓刑2年。在缓刑的2年里是随时可抓的。我回到牢房里,把东西收拾一下,乖彭学沛的汽车出来了。他将我送到南京鼓楼三条巷聚槐村5号沈钧儒处。吴元戍当时就住在沈家,同住的还有沙千里等很多救国会的同志。大家见面都很高兴,我就在他家住下。

      几天后,我接到冯玉祥从德州拍来的电报,由沈钧儒转交给我,希望我到德州第六战区的司令长官部任政治部主任。我决定去,几天后我同吴元戍同到德州。见到冯玉祥时,他很抱歉。因许多原因,他已决定辞职,不再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我说,那么我还是回南京去。

    (七)

     

      在当时的开势面前,我要参加抗日工作。我同住在一起的沈钧儒、沙千里商量,他们讲现在既然是国共合作抗日,我们就插进国民党的抗日机构里去。当是沈钧儒等七君子释放后,国民党政府故作姿态给沈钧儒和其他社会名流一个名义——国民参议员。沈钧儒讲,现在蒋介石把经济工作改组成三个机构,一是工矿调整委员会,一是农产调整委员会,一是贸易调整委员会。他们 认为我应参加农产调整委员会。农产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周作民(金城银行的董事长),负责的副主任委员是何廉(经济部次长、原南开大学教授)。沈钧儒说他去与周作民讲(他们同是国民参议员)。后经沈钧儒的介绍,我到农产调整委员会任专员,去后看到同事多为南开在学的教授,既无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同共产党也无公开的关系。当时一切为了抗日,我去后也努力工作。

      南京的形势越来越紧张,日本侵略军分两路前进,一路从杭州沿公路到皖南;一路沿京沪铁路进攻南京。当时南京国民党政府机构已纷纷内迁,大部分到了重庆,一部分到了武汉。农产调整委员会决定迁武汉、长沙两地,跟随机构走只能一个人,不能带家属。当时我们同住沈钧儒家里的人很多,有其他救国会的同志,还有沈钧儒的女儿沈谱,一个平房四合院住得满满的。那时南京的形势已危在旦夕,日本侵略军攻到南京就要进行大屠杀。要离开南京的人越来越多,下关码头上行李堆积如山。我打电话找人求助、但都没人接。那些有地位的人都走了,没人理我们。当时李宗仁管南京战区,沈钧儒同我去看他,约定一起走,但再打电话去问时,也已走了。彭学沛倒打电话给我,说他很快就走,我夫妇二人可跟他一起走。但我觉得这个时候离开沈钧儒等同志先走不好,就辞谢了他。后又去找冯玉祥,他说:“明天我有一列专车从浦口车站发车。你们有多少人搭车都要在上午过江到浦口车站,4点前上车。但是过江这一段你们要自己想办法。”我非常感激冯玉祥的帮助。但到浦口车站先乘轮船过江的问题还没解决。但到浦口车站先乘轮船过江的问题还没解决。沈钧儒去找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见到叶剑英与博古(秦邦宪)。他们热情地说,你们来得正好,我们正在打听你们走了没有。沈钧儒就将我们的困难情况讲了。叶、秦二位说,过江的问题请放心,你们明天上午在家等,我们派车来接你们到下关,准备好小火轮送你们过江。沈钧儒将此消息带回来,大家非常高兴,感激不已。第二天我们就由八路军办事处的汽车送到下关,用已准备好的小火轮运送我们过江到达浦口车站。在那里见到冯玉祥下面的熟人,就乘上了冯玉祥的专车,撤离了南京。第二天行驶到陇海铁路上的一个小火车站,大家下车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然后晚上再上车,继续行驶,第三天到达武汉。

      几天之后,南京就沦陷了,日本侵略军对南京的人民进行了世界史上空前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如果没有共产党、八路军和冯玉祥的帮助,我们是不可能从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下逃生的。大家万分感激共产党于危难之际解救了我们。

      1937年冬,我到武汉时,农产调整委员会的人还没到齐,负责者让我先去别处等候。我就和吴元戍到长沙住在救国会一个朋友周荇荪家里。那时大批救国会同志都由上海、南京、杭州等地退到武汉,与救国会许多朋友见了面。这期间,大家几乎每天碰头,交流情况,特别是日本侵略军进攻的情况,以及武汉面临的局势。救国会有大批同志又陆续去了重庆。此时,农产调整委员会取消了,业务归并到行政院经济部农本局,总经理由经济部次长何廉担任,我也就转成了农本局的专员。不久,农本局派我去江西调查情况。因江西粮食丰收却卖不掉,价格跌得很惨,出现谷贱伤农的问题。我到了江西,通过直接向江西省政府和粮商了解,以及其他方面调查的结果,发现原因是大量的美国洋米洋麦从广东进口,其中一部分是抵棉麦贷款数的。这使历来由江西供应粮食的广州,此时不再需要江西的粮食了,所以江西出现粮食销不出去,谷贱伤农的情况。

      在江西我还认识了在那里搞妇女生活促进会的雷洁琼、熊芷、管梅蓉等。她们也向我反映,希望我将上述情况向农本局汇报。我回武汉向农本局报告了所了解到的江西谷贱伤农的根本原因。农本局决定派我驻江西,成立一个办事处,收购农村的余粮来稳定粮价,不使其再下跌。我于1938年2、3月间又回到江西南昌,筹备成立了一个由农本局与江西省政府合办的江西省调整米谷联合办事处。由农本局拨款,委托江西各县收购余粮,储备起来,作二线囤粮用。正在此时,军事委员会成立了购粮委员会,第三战区也相应成立了第三战区购粮娄员会,由第三战区兵站总监缪启贤和我担任正、副主任委员。几个机构同时成立,相当紧张。调整米谷联合办事处成立后,我将农本局汇来的款项存进江西省裕民银行,并委托其与各县政府联系购买粮食,储备作二线囤粮。我认为这也是为了长期抗战,可使前线退下来的部队有粮食吃。但那时是抗战时期,不靠行政手段无论收购储存都很难进行。于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成立了一个管理机构,名为第三战区粮食管理处,先是由兵站总监缪启贤担任处长,我担任副处长,后由江西省政府委员胡嘉诏担任处长,这是后话。

      当时调整米谷联合办事处设在南昌,我同王造时、雷洁琼常有来往。1938年从上海、江苏、浙江前线退下来的抗日青年很多,国民党政府办了一所学校,来收容从前方来的青年,其真正目的是不让这些青年到共产党那边去。学校名称是江西省政治讲习院,由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兼院长,蒋经国任军训大队长,王造时任教务长,夏征农做王造时的助手。因为学校还招有一部分青年,所以雷洁琼被聘参加政治讲习院管理秘培训女生。由于王造时的关系,我在政治讲习院担任经济学教师,潘大逵担任政治学教师,许鹏飞担任法律课教师。政治讲习院教学领导班子是由两部分人组织起来的,一部分是以王造时为首的主张抗日进步的同志;另一部分是国民党政府那边的人。由于战事失利,退下来的青年很多,第一期的学生就有1000多人。教师队伍虽然是两部分人组成的,但教学没有什么教材,所以我们讲课还是按我们的思想认识来讲授的。比如我当时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当时经济情况的。我在政治讲习院教了半年课,后来因工作需要随办事处迁到了吉安。

      在吉安,有一些青年来找我。我们组织了进步的团体“七七读书会”,办了一个“七七书店”(以七七抗战为名),出售进步书籍和期刊。后来我知道这是吉安地下党办的。吴元戍的三妹吴季辰也参加了读书会,后来还同其中的一个青年余仲言结婚了。不久这个组织被破坏了,余仲言和其他几位进步青年都被逮捕。我得知后,与王造时二人去找了当地的一个行政督察专员刘某,将他们保了出来。

      1938年冬,农本局决定停止购粮工作,各县储存的粮食原由调整米谷联合国事处和县政府共管的,改交给县政府来管。调整米谷联合办事处在清算账目后就宣告结束,我回到南昌办理结束事宜。

      在江西办理二线囤粮期间,我认识了江西省建设厅代理厅长杨绰庵。我代表农本局,他作为江西省政府的代表和我经党联系,调整米谷联合办事处与江西省政府两方面很多事都需共同商量,一起办。当时江西省建设厅要从敌占区设法购进一批物资,如纱布、电讯器材、药品等,同时也要把内地的一些物品外销出去,上海作为重点。杨绰庵因此要我兼任江西省战时贸易部协理,后经农本局同意,我也同意了,就和他合作。从沦陷区买进必需的物资,并输出一些可换外汇的物品,进行得很顺利。杨绰庵有个特点,喜欢用年轻人。他下面几个年轻的干部都被训练得很能干。他最满意的常存真、肖仁树都很精干。他对行政以至于经济管理方面很有办法。政治方面,以我的接触、分析判断,他不是CC系,也不是军统,而属政学系(这是由国民党党员并吸收有地位、有才能的人结成的一个松散的派系,拥护蒋介石。政学系为首的杨永泰后做江西行营主任)。因我发现,他在江西与江西财政厅长文群(政学系的)往来密切。在江西这几年里,我与他联系密切。他需要从第三占区司令长官都传递给他一些信息。例如如何从一些地区买进物资,还想知道农本局有什么大笔资金采购的事,希望能承揽过不,做买卖,尤其是想了解长官部对江西建设方面的意见,所以他很拉拢我。从我来讲,上铙也需有个办事处。杨绰庵便从江西省战时贸易部以我是协理的名义,拨了一辆汽车给我解决交通问题,并指定几个青年在我身边帮助工作,使我得到许多便利。对于抗日,我认为他是积极的,而且也是乐观的。他在江西省政府升得很快,从一个代理建设厅长升为建设厅长兼省政府委员,只一、两年时间,而且可以放手做事,这在当时来讲是少有的。到1941年浙赣战役,国民党政府调杨绰庵任重庆市政府的秘书长,当时重庆市是国民党大本营,这个职务很重要。后来抗战胜利时,他曾一度代理市长。1945年底1946年初他跟随原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去接收东北。熊式辉担任行营主任(那时蒋介石到处设行营),杨到黑龙江担任哈尔滨市市长。他调到重庆后我就没有和他接触了,我也辞掉了江西省战时贸易部协理职务。

      1947年底,杨绰庵离开哈尔滨到上海,在粮食部上海粮食紧急购储会任主任。这机构很大,主要是收买进口洋米,也收购国产的粮食运到内地,供国民党军队用粮。因为自从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后到1947年共产党军队节节胜利,解放了广大农村,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龟缩到一些城市里,形成孤立据点,粮食无来源,就要依靠储运公司购买洋米和国内粮食接济。1948年秋,在上海我第二次上了蒋介石捕人的黑名单,决定离开上海暂时躲避到杭州亲戚家。临行前,我到杨绰庵家里去看他。我对他说:“目前的形势你应看清,谁胜谁负也是不可逆转,我替你设想,你很可以为解放军、为人民立大功。”他表示说:“我是愿意立功的。”问我怎么做。我告诉他:“你扣住一大批粮食在上海,越多越好,不使其运出去,到上海解放时交给解放军,这就是立了大功了。“他说:”好,我听你的话,一定这样做。“我们就这样分手了。后来知道他确实是扣留了一批粮食,解放时交给了上海军管会。以后上海粮食公司聘他为顾问,薪水照发。1951年春夏之交,他曾来北京一次,我同他在中山公园见面交谈,一同游园。他还告诉我,当时是如何扣住一批粮食交给军管会的情况。以后,我和杨绰庵就没有再见过面。

      1939年春,农本局委派我去浙江,筹办浙江省油茶棉丝管理处,贸易调整委员会也派去一个负责人吴觉农,是我在农村经济研究会的老朋友。我们二人在浙江省建设厅厅长伍廷飚支持下,把油茶棉丝管理处办起来了。伍廷飚兼油茶棉丝管理处处长,费鸿年担任副处长,专管茶叶部。这个机构的分工是油和两部负责人由浙江苏政府派,棉花部负责人由农本局派汤元炳负责,吴觉农代表贸易委员会派冯和法任茶叶部主任。茶叶部也吸收了我爱人吴元戍,还有其他进步青年,如施平等。管理处的桐油、茶叶、生丝由贸易委员会出钱收购,都是出口的。棉花由农本局收购,不出口。省建设厅长伍廷飚,在政治上较开明。他主张用改良的方法改变农村经济崩溃的局面,并在广西办了一个农垦区。因为他思想上开明,有些事情在一定程度上也同情共产党,所以我们很谈得来。

      1940年浙赣战役起,日本进攻浙江、江西。因此沿浙江赣铁路,机关与部队都往南撤。我随同机构撤到了福建崇安,幸得吴觉农的帮助。他在那里受中茶公司的委托,创办了一个较大的茶场,有空闲的房子,我们整个机构和人员司令长官部退到福建的建阳。到第二年,日本侵略军开始撤出了一些地区,长官部与我所在的机构又迁回江西铅山县河口镇。我在此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

    (八)

     

      在此期间有几件事很值得回忆。一件事是营救吴大琨。1938年吴大琨代表黄炎培,把上海地方协会一批慰劳品送到新四军,并带一批青年同行。当他一人回去时,被国民党逮捕,罪名是为共产党输送青年。逮捕后吴被关在臭名昭著的上饶集中营,与他关在一起的还有我认识的冯雪峰、郭静唐。我当时已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得知后就努力营救。这个案件归政治部主作谷正纲管,营救未能成功。到1940年,政治部主任换人,李寿雍任主任。他是我在北京读书时认识的朋友,我就找他帮助营救,同时又找到长官部两位有实权的人朱华和卢旭,请求帮忙。他们讲顶好有个人出面较好。我们商量后决定由吴觉农假作吴大琨的叔父出面去保。我向李寿雍、朱华、卢旭疏通关系,做好了工作,将吴大琨保释出来。出来后吴大琨在福建建阳暨南大学教了3个月书,然后脱离三战区到广东曲江东吴大学教书。东吴大学停办后,他又由党的地下组织介绍到桂林美军联络部做顾问,直到抗战胜利,然后去美国华盛顿大学做研究员。对冯雪峰和郭静唐我也去营救,但没有结果。因吴大琨尚未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而他们俩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份。郭静唐通过关系告诉我,需要一点钱。我就暗中送去。

      第二件事,是王艮仲到第三战区来。他是做买卖,抢购沦陷区物资,如粮食等,运到上饶,供给抗战的国民党部队。他见了朱华、顾祝同司令长官很谈得来。王艮仲要定购一些物资,司令长官部也需要他来定购一些物资,因他与上海流氓头子杜月笙下面一个人徐采臣有关系。在日本人眼皮下走私、出口,非杜帮忙不行,否则出不来。为了抢购沦陷区物资,王艮仲到淳安设立了一个很大的公司。这个地方接近浙江富阳,是上海到内地的必经路口,并且从上海到淳安一路上的重要关口他都有人。要知道,这没有特殊关系是办不了的。因此我就利用这个关系,将从重庆的要到沦陷区去的中共党员和革命青年安置在我那里住下来,用我所在机构的卡车送交王艮仲帮忙送去。例如原新中国新公款社社长、现任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曾涛就是其中之一。

      抗日战争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以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而告终。在抗战胜利的喜庆中,我辞去了第三战区所有的工作,回到上海。当时我一面应聘担任上海法政学院的教授,一面和吴觉农等几位朋友一起参加了从事茶叶出口业务的兴华茶叶公司,并担任副经理。从这时起,我就以工商业者和大学教授的身份继续从事民主革命运动。我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同盟,任国内部主任,并且开始了和中国民主建国会的联系;同时仍和沈钧儒、沙千里等同志开展救国会的工作。1947年建立上海各经济团体联谊会,开展民主革命活动。当是我们组织了工商界的星期聚餐会,参加聚餐会的有黄炎培、盛丕华、盛康年、徐永祚、王艮仲、胡子婴、杨卫玉等,聚餐会一周一次。参加第一交聚餐的10个人,回去后,每人各请一桌。这样由一桌变10桌,由10人变百人,以这一形式,很快把工商界组织起来了。在餐桌上主要议论两件事,一是战局变化;二是共产党的有关工商业的政策。因为当时上海工商界迫切希望了解共产党解放城市后的工商业政策,聚餐会就同上海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经常由王纪华、李正文把中共的工商业政策原原本本地告诉大家。当工商界听到“发展生、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时,无不喜形于色,认为吃了定心丸。有的人想去香港也不走了,或者只把一部分资产转移到香港,一部分资产留在上海,本人则留在上海等待解放。当时国国民党政府滥发金圆券,弄得民不聊生。我根据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在上海一些大专院校和青年中讲演,并在《经济周报》上写文章,揭露了国民党政府这种通过通货膨胀,对人民大剥削大掠夺的罪恶行为。

      1946年,就在兴华茶叶公司创办不久,我接到了新四军徐雪寒同志托人带来的口信。大意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在上海办了一个搞进出口贸易的公司,名为“合众公司”,已请好王志莘为董事长,希望吴觉农和我担任董事,并希望帮助介绍银行界、工商界等各方面关系以便开展业务。合众公司的总经理为石志昂(当时名石景彦),副总经理为张锡荣、顾翼然。从此我和合众公司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我们互通情况,研究商情,为他们介绍了一些工商界、金融界的朋友。

      1947年冬,国民党政府的徐州城防司令部派一位兵站副总监,来上海采购筑城防工事有的材料。这位兵站副总监同我在抗战时,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相识的。他一到上海就来找我,说明来意,希望我介绍可靠的厂商,不使他吃亏。我对他说,上海市场情况复杂,要特别小心,我一定负责介绍可靠的厂商。我当即去找合众公司石志昂同志商量对策。石志昂同志认为这笔生意不仅是一笔大买卖,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笔交易,知道要买多少钢筋,多少水泥,多少洋松,军事工程专家就可算出徐州城防工事的坚固程度。这样,就决定设法做成这笔买卖。为了让盛副总监回去好交待,决定尽快由合众公司和东方公司出面竞争投标。东方公司也是由中共地下党办的公司,与我和合众都有来往,总经理是谢寿天,副总经理是梅达君。同时商定最后这笔生意让东方公司做,因为东方公司有位董事同国民党官吏有来往,谈判时可以同盛副总监讲“私话”。这样,我就将盛副总监分别介绍结识了这两家公司。

      1948年深秋,辽沈战役已取得了胜利。淮海战役即将开始,南京的国民党机关有的已开始向广东撤退,白色恐怖已笼罩京、沪、杭一带。一天中共地下党组织通知我,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的一张黑名单上已出现了我的名字,让我设法尽快躲避。当时由于手中还有一些工作未了,当天无法离沪。为了免受残害,我和吴元戍在接到通知的当天就离家住在其他地方,由亲戚帮我们购买车票,三天后全家离开上海到杭州。走时请兴华茶叶公司留守的同志在国民党特务来探察时回答已去广州,以蒙蔽他们。

      到杭州后,我和吴元戍一直住在水陆寺巷一位亲戚家。平日深居简出,由女儿隔日送衣服、食品、报刊,并告知市内情况。当时女儿住在我岳母家。据女儿讲,其间也曾有特务去那电动机探听我的去向,岳母和我女儿就告诉他们已去广州。因为国民党政府的人员当时都是向广州逃路的,这样回答是为了蒙蔽他们。

      1949年5月3日上午,女儿按时送衣服、食品、报刊来,她告诉我沿街消防队员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形势似乎非常紧张,传闻国民党反动派企图炸毁钱塘江大桥,街上行人不多。我们让女儿赶快回岳母家去,并嘱她明日如仍这样,就不要来了。据此情况,我已通知杭州即将解放,但也担心,反动派在垂死关头,大肆破坏。第二天即5月4日上午,女儿喜笑颜开地来了。她说杭州解放了,并催着我们搬回岳母家,同时带来了谭震林同志的请帖。这天早晨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交际处的处长带着请帖到我岳母家,请我们全家晚上去看现代京剧“闯王进京”,傍晚派车来接。我们赶快收拾行装搬回岳母家,当晚被接去看了“闯王进京”,次日晚又被邀请去看了歌剧“血泪仇”,使我们受到了教育。到此,我结束了隐居生活,在浙江省军管会的领导下,开始向教育界、工商界及金融界宣传党的有关政策,并协助浙江省军管会召开并主持了第一次浙江省各界代表的座谈会。通过这次座谈会,大家对党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军管会的同志也认识了各界的代表人物,便于以后开展工作。

      不久,上海解放,接到徐雪寒等同志的通知,希望我去上海工作。当时因铁路未通,未能立即启程。到6月初,交通刚恢复,我就一人先去上海。当时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在接收官撩资本的各企业。我到后,就任命我为上海油脂公司经理,要我去接收官僚资本办的上海植物油料厂。同时由于我对工商界比较熟悉,所以在筹备上海市工商联合会时,让我担任秘书长以便开展工作。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我作为救国会代表之一参加了开国典礼。当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天安门的上空,毛主席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真是激动万分,心中充满了革命胜利喜悦和民族自豪感,也深深体会胜利来之不易,这是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无数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才取得的。怎样把革命进行到底,怎样建设好新中国,是摆在我们每一个人肩上的重任,对此,我应该竭尽全力,勇于承担。




      (编者说明:孙晓村同志于1990年下半年着手写回忆录,逝世前未能完成写作计划,现只能将其已写好的部分回忆录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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