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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冲破封锁“把年广九获释” 捅出去

    ——民建会员田柏强“傻子瓜子”系列报道回顾

    作者:何世平   信息来源:民建中央网站   发布时间: 2008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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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在品尝傻子瓜子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在这三十年中,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是改革开放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特别是南巡讲话中提到的“傻子瓜子问题”,对于如何看待我国的个私经济发展,如何制定今后的个私经济的政策,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回顾1992年当时报道傻子瓜子年广九获释时,因当时安徽省的地方媒体和中央媒体,对年广九的报道是一律“封杀”,结果这样重大的新闻,却由安徽工人报记者、民建会员田柏强在全国率先“捅”出来的。后被迅速转载,才使年广九获释这条消息迅速传遍国内外。


    冲破封锁   “小记者”捅出“大新闻”


      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巡进话传达后,由于田柏强同志对“傻子瓜子”问题一直很关注,所以他很快敏感到年广九不可能再关下去了。19923月,他和安徽工人报社内的同事说,年广九肯定放出来了,报社的另一位同志认为不可能。因为这位同志刚从省里听过省领导传达南巡讲话的精神,如果释放年广九,省领导肯定先知道,也肯定会向新闻界通气。省领导都不知道,年广九肯定不会放出来的。但田柏强坚持自己的判断,当时打电话到省高级人民法院,法院人回答:年广九于上个礼拜天(1992315日)释放,因作为特殊案件,所以在礼拜天加班办的。但是这个案件,自始自终,省市领导都没有干预过,我们也没有向省里汇报,所以省里领导不知道年广九放出来了。田柏强又赶紧来到省高院,详细了解了年广九释放的过程,很快写出《年广九因经济罪不成立获释》的报道,1992327日在《安徽工人报》上发表,其它报刊、广播、电视迅速转载。


      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于“傻子瓜子”又见诸报端,众多媒体记者纷纷赶到芜湖,采访“傻子瓜子”,一时全国形成了“傻子瓜子”的报道热。


      安徽日报主办的《文摘周刊》编辑童本清,当时看到这条新闻后,马上要在《文摘周刊》上转载,但安徽日报负责人不同意,因这条消息大报未登,小报要与大报保持一致,也不许摘登。其实,这位负责人不愿刊登这条消息的原因是年广九在安徽、在芜湖均属有“争议”的人物。年广九获释,省报、省台驻芜湖记者站的记者都知道,有的也发了新闻,但都未发出去。有人认为,年广九素质太差不值得报道。当年广九获释的报道被广泛转载后,全国数十家新闻单位都派记者赶到芜湖采访,当时芜湖有关部门劝说来访记者,请他们多报道芜湖开发区,不要再报道年广九了。还专门搞了一个文字材料,大意是年广九经济罪不成立,流氓罪还是有的,判的是缓刑3年等等。这些人的思路是:年广九还是个流氓犯,记者怎么来宣传流氓?!以至年广九释放后十多天内,没有一家新闻单位报道这件事,为什么安徽工人报能率先报道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报道“年广九获释”,还是有不小的阻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报社领导思想比较解放,以至这篇消息得以“漏网”,撕开了“封杀报道年广九”的“禁区”,使年广九这个小人物终于成了社会上的风云人物。


     

    释放傻子    完全符合法律程序


      年广九释放后,不少人又说,还是权大于法,领导一句话,有罪也变成了无罪,流氓也能释放出来了。实际上却是,年广九案自始至终都是依法办事的。


      1986年,年广九的傻子瓜子公司,已与原来区政府劳动服务公司合营成了一家集体企业,他们正在开展有奖销售时,突然中途中纪委下了一道禁令,禁止一切有奖销售,一下打乱了年广九的计划,产品销不掉,调来的原料堆在家里,银行的贷款债台高筑。当时在政治上,自由化思潮泛滥,年广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1986 ,带着他的秘书彭晓红(后为年广九妻子),来到北京告状,住在北京的花都饭店。当时北京正在闹学潮,有人反对邓小平,本来年广九是为了不准搞有奖销售的事到北京告状的,但到了北京以后,他改变了主意,年广九就叫彭晓红写了一封信,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他在信中直言不讳地说,如果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我傻子替他坐牢。这封信写好后,年广九叫彭晓红念给他听,听过后,又叫彭晓红抄了8份,发了8个地方,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妇联、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等,当时除了国防部,几个地方都寄了,有的是亲自送去的。有的单位接到信后,看都没看,就丢到废纸娄里去了。在中央信访办,年广九说,我估计邓小平是会看到我这封信的,不然他在南巡讲话中为什么提到我呢,我认为邓小平的政策是真正为人民着想的,有的人还不理解,还要搞他,这些人真是太没良心了。由于当时种种历史原因,这封信在全国基本上未引起什么反响。


      这时,公司内部一名副经理却向上告状,说年广九挪用公款,根据举报,芜湖市人民检察院立案起诉年广九犯有经济罪,后被捕关押。但法院认为经济罪事实不清,年广九挪用公司的货物虽存在,但他也常把自己家的东西拿到公司用,所以不能定犯经济罪,但由于检察院抗拆,法院必须重审,至使这起案件一直拖了下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同志说,即使不是邓小平的讲话,我们法院重审时,仍会判年广九经济上无罪。事隔几年后,有一次年广九到北京开会,时任中纪委书记陈云同志,叫秘书请年广九吃顿饭,秘书对年广九说:“陈老总请你吃顿饭”。年广九问:“哪个陈老总?”秘书说:“是陈云书记。”体现了中央领导同志对傻子瓜子的关怀。


      19924月,安徽工人报又接着发表了《年广九经济案始末》。傻子瓜子的事实说明了,在当时个私经济中的一个普通现象:管理混乱,财务不清。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角度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同样一件事,当时认为是搞活经济,“文革”时可能当作投机倒把。如果把这些都列入有罪范畴,会扼杀刚刚起步的个私经济,有人会认为我们的经济政策又会倒退到计划经济时期了。现在看来,中纪委发的“禁止有奖销售”的文件,明显具有“计划经济”的痕迹。所以邓小平高瞻远瞩,说了“傻子瓜子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认为我们的政策变了”


    宣传政策   用正面报道引导人


      年广九释放后,年广九又成为社会上的焦点人物,不仅媒体上公开报道的多,民间传说的小道消息更是满天飞,人们在传说中,往往对年广九玩了几个女人津津乐道,说他是一个“三盲”即文盲、流氓、法盲。而对“傻子瓜子”的政治意义谈论的较少。有的人竟认为邓小平不该为这种人说话,起到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当时芜湖安师大的教授舒咏平,给安徽工人报写了一个材料,即傻子为了感谢邓小平,特地在新年到来之际,致信邓小平。当时编辑部接到这封信后,都认为这是个好新闻,但单纯发这一封信就太可惜了,必须还要采访一些写信前后的背景,于是田柏强当即拨通了年广九的电话,电话中年广九果然谈了许多情况,田柏强当即写了一篇傻子为什么致信邓小平一文,将傻子的信附在文后,该文在安徽工人报及香港《广角镜》杂志发表后,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据舒咏平统计,共转载200多家,不少媒体转载时,纷纷将田柏强当成了香港记者,说一位香港记者电话采访了正在芜湖的年广九......,这篇文章从宣传年广九的正面形象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003年初,在傻子致信邓小平10周年期间,田柏强又写了《傻子致信邓小平内幕》一文,回顾了当时安师大教授舒咏平,帮助年氏父子策划写信给邓小平的经过。 1993在采写《傻子致信邓小平》这条新闻时,田柏强与舒咏平一直未谋过面,后来有个机会,安师大新闻系的学生来安徽工人报实习,舒咏平作为带队老师,来到报社,双方相见恨晚,一见如故,大家在一起畅谈了《傻子致信邓小平》一文在国内外引起的强烈反响,文章为正面宣传“傻子瓜子”年广九,宣传党的发展个体经济政策,体现邓小平关心我国私企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田柏强赶紧抓住机会,又向舒咏平询问了当时他是如何想起来为傻子瓜子策划写信的经过,当时与舒咏平的谈话,虽然很有新闻价值,但却没有新闻“由头”,所以田柏强把这些素材记下来,一直保存着,在傻子致信邓小平10周年前,田柏强把它整理出来,在安徽工人报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东北一家报纸,还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10年后,又把傻子致信邓小平这篇文章“炒”了一遍。


    舒咏平说,策划该信的目的,就是为了正面宣传“傻子瓜子”,该信发了许多家新闻单位,都未见报,当时我相信肯定会见报的,后来果然在安徽工人报上见报了,后来被迅速转载,起到了很好的正面宣传“傻子瓜子”的作用。由于傻子瓜子是我国个私经济发展中的典型代表,田柏强有关傻子瓜子的系列报道不仅国内媒体纷纷转载,海外媒体也高度关注,仅香港《广角镜》一家杂志就连续发表田柏强采写的《傻子致信邓小平》等四篇长篇通讯报道,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


    傻子发展   各级领导高度关注


      邓小平有关傻子瓜子的讲话现已是家喻户晓了,但关心傻子瓜子的中央领导很多,如胡耀邦、江泽民、万里等同志。


      19833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来到芜湖视察,当胡耀邦同志的面包车经过“傻子瓜子”厂时,当地负责人向总书记汇报说:这就是年广九的傻子瓜子厂,他雇了30多个工人,群众有不少反映,胡耀邦当即指示:30多个人嘛,不要动他,先看一看。


      1986年,年广九在上海时,上海一个戏院正在上演一个反映个体户的戏,写的是工商部门帮助个体户发展经济,帮个体户说话的事,戏里的主角正是以“傻子瓜子”为原型,工商局长支持保护个体户,当时年广九看后感到很温暖,扮演年广九的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演员,演得非常像,演出结束时,许多人都鼓掌,当时担任上海市领导的江泽民同志也在看戏,并说,“都说傻子被逮捕了,傻子不是上了历史舞台了吗?” 年广九在场听到感动得落了泪。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一次国务会议上,国家工商总局负责人汇报了“傻子瓜子”问题,有人提出要限制并建议,用国营、集体形式,代替个体经营,但大多数人不主张限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同志,曾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对傻子瓜子有所了解,他摇摇手说,现在全国个体户只有600多万户,比1949年少多了,不要慌慌忙忙地用国营集体去替代个体,当他听傻子瓜子因雇工问题,在芜湖市压力很大,傻子已离开芜湖,只得到江苏、上海等外地发展。万里十分生气地说,芜湖出了个傻子瓜子,为什么不用起来,是芜湖不适应社会需要,这是对我们工作的讽刺。


      2003年春节期间,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现任中宣部副部长兼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的王太华同志,到安徽日报视察时指出:安徽日报社要加强对傻子瓜子的宣传报道。当即,安徽日报社的同志找到了田柏强同志,请他一同去芜湖采访年广九。田柏强同志说,我先联系一下,看年广九是否在芜湖,二来正要过小年了(正月十五),待联系好后过了小年再去芜湖采访。但安徽日报的同志说,时间紧迫,已安排周三一个整板了,于是田柏强同志和这位记者一起赶到芜湖,迅速采写了《年广九:个体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一文,于2003217日,在安徽日报和安徽工人报上同时推出,这也是安徽省主流媒体──省级党报上首次整版宣传“傻子瓜子”,为发展安徽省的民营经济,创造了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


      2004年,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期间,安徽工人报又发表了《邓小平与傻子瓜子》一文,人民政协报发表时更名为《邓小平三谈傻子瓜子》。


      上世纪80年代在农村改革初期,安徽省农委主任周曰礼,把傻子瓜子问题通过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汇报给中央,邓小平当时就对傻子瓜子明确指出“要放一放,看一看,不要动”,后在1984年,邓小平又在中顾委会议上对傻子瓜子指出“不要动,你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再到1992年,南巡讲话中邓小平再次指出“不要动,对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保持长期稳定”。


      为什么这么多领导关注“傻子瓜子”,从傻子瓜子的发展道路可以看出,年广九,安徽怀远人,解放前要饭要到了芜湖市,靠做小生意维持生计,卖过水果,贩过板栗,国家每次运动,他都首当其冲,曾因投机倒把、倒买倒卖等被关过,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到改革期间,他三进三出,三次被关押过。“傻子瓜子”的经历,就是我国个体经济发展变化的典型代表,被看成我国个体经济发展消息树和晴雨表。他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它的经济意义,它的“政策效应”远远大于它的经济效益,写“傻子”就是写“政策”,年广九的经历就是我国个体户经历的缩影,宣传“傻子瓜子”,说到底,就是宣传我国个体经济政策。把对傻子的报道上升到国家政策的高度上来。


      进入2000年以来,党的个私经济政策又有了新的变化,允许个私经济的业主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不仅在经济上支持他们发展,更是在政治上关心他们成长,把他们看成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党的新政策下,“傻子瓜子”这家家族式的企业也成立了党组织,年广九的第三个儿子年兵,还于2007年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2008年被芜湖市评为优秀党员。


      《邓小平三谈傻子瓜子》道报在本报刊登见报后,《人民政协报》、《江淮时报》、《决策咨询》等报刊相继转载。该文后来还荣获中共中央统战部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征文三等奖,省委统战部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征文一等奖,全国党刊研究会一等奖,其主要内容被选入《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一书当中,把傻子瓜子的创业经历载入了我国私营经济的发展史册。
    责任编辑: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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