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建中央大力倡导和推动中国风险投资事业发展

作者:   信息来源:   发布时间: 2015年12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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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中国才刚刚有为数甚少的官办创业投资机构的时候,美国正经历着互联网风起云涌,风险投资如火如荼。仅1996一年,美国就有1500多项投资,涉及资金100亿美元。这对尚处于襁褓期的国内风险投资,无疑是巨大的触动。有识之士看到了风险投资对新经济巨大的推动作用,认为中国也同样应该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1998年的“政协一号提案”。

  1998年3月,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成思危代表民建中央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提交了《关于借鉴国外经验,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名称再确认,各媒体报道有差异)。此提案由于立意高、份量重,被列入全国政协九届“一号提案”。成思危是我国风险投资发展早期不得不提到的一位人物。尽管他本人并不直接参与风险投资活动,但他对推动早期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贡献卓著。1935年,成思危出生于北平的一个报人之家,其父成舍我成舍我是中国报业杰出的开拓者之一,新闻界中颇有名望的前辈,他创办了《世界日报》、《民生报》、《立报》等多份报纸。当时的中国面临内忧外患,日本占领整个东北,侵占全中国的野心也是昭然若揭。因此,成舍我给自己的儿子取名“思危”,希望他不忘男儿肩负国家安危的责任。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两岁的成思危随全家辗转至香港。并在此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光。

  成思危16岁时,他受到热火朝天的新中国建设高潮影响,怀着满腔的热忱,决定把自己的青春的力量贡献给祖国。1951年7月的一天,成思危瞒着父亲,带着简单的行装回到了祖国大陆,当时在广州《南方日报》工作的二姐接应了弟弟。成思危先是进入叶剑英兼任校长的“南方大学”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省总工会工作。由于良好的工作表现,成思危被选送到华南工学院、华东化工学院学习。1956年,他从华东化工学院无机物化工专业毕业时,获得成绩优秀奖状和奖金,并被分配到沈阳化工研究院工作。1960年,年仅25岁的成思危就担任了研究室的副主任,主持研究工作。当时,广泛应用于核能、火箭、冶金、农业、医药等领域的化学元素硼和硼化物被西方国家列入对新中国的禁运名单。刚刚进入科技领域的成思危怀着强烈的责任感潜心于对这一新领域的探索之中。担任了专题组组长,无机研究室副主任等职务,先后翻译了《硼的硼砂和硼肥制造》等书籍,编写了《无机盐工业知识》等著作,为中国化工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正当成思危风华正茂,雄心勃勃要干一番事业时,“文革”开始了,他被下放当了锅炉工。即使身处逆境,他也不愿浪费宝贵的光阴,这期间他不仅读了数学、化学、锅炉学等书,还自学了4门外语。

  1981年,成思危做出了自己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重大抉择,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国,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研究院学习管理学。1984年学成归国后,国家正值用人之际,成思危先后担任化工部科技局总工程师、化工部科学技术研究总院副院长、化工部副总工程师、化工部副部长等要职。1995年,已近60岁的成思危本想退休以后去教书,但在时任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的动员下参加了民建;1996年3月,成思危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1997年,他成为第四任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成思危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早在美国学习期间,成思危就对正处于快速成长期的美国风险投资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认识到风险投资对高科技产业化的重要作用。1998年,由成思危提交的这份一号提案指出,“当代国际社会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必须借鉴国外风险投资的成功经验,大力发展风险投资事业,推动科技进步。”提案建议:“明确把发展风险投资作为推动科技和经济发展特别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基本政策。制定发展规划,并纳入国家中长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规划。 鼓励、支持建立风险投资公司。结合我国实际,宜采用“官民”合办的模式。国家注入适量资金作为启动和担保资金,采用股份制或发行债券,广泛吸收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方面的投资,形成在国家统一规划指导下,以市场调节为主的风险投资经营公司。” 特别地,该提案指出,我国“缺乏健全的股票市场和产权市场,而这两个市场是风险投资运行机制的基础。目前我国的股票市场刚刚建立,能够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很少;产权交易市场不发达,高技术企业不能自由地转换产权,很大程度上阻碍了风险投资业的发展。”

  该提案得到了受到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在答复中对提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答复中提到,“我们十分赞同提案关于风险投资作用的观点,即风险投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支持科技 成果转化的重要手段,而科技成果转化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建设水平和国民经济的长期 增长潜力。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已成当务之急。”

  (提案全文及发展计划委员会批复全文参考:http://read.anhuinews.com/system/2003/03/16/000273657.shtml)

  一号提案对中国的风险投资发展贡献卓著。提案出台后,各级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在风险投资中承担了政策导向和具体操作的双重角色。上海在1999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将“结合建立创业基金,形成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机制”写进了上海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并推出了总额达6亿元的“上海创业投资基金”;而北京市政府提出3年每年的风险投资额不低于两亿元;深圳斥资5亿元发起成立“深圳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据当时的报道,仅1998 年下半年,我国成立的风险投资公司就达到43家,平均一个省1.3个。截至1999年8月,全国各个层次的政府创业基金已达100多家,不少地方政府还推出了与之配套的风险投资担保基金。相应地,各地还纷纷成立了创投协会。2000年3月,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北京创业投资协会正式在北京市社团办登记注册。7月,协会召开成立大会,选举北京控股董事局主席胡兆广为理事长,赵玉海、王松奇、段永基等为副理事长,牛近明为秘书长。2000年10月,深圳创业投资同业公会、上海创业投资企业协会成立,深圳创新科技投资公司总经理阚治东、上海创业投资公司总裁华裕达分别任会长、理事长。

  “一号提案”出台4年后,《中国经济快讯周刊》 (2002年第一期) 对成思危的采访中,成思危亦提到,“1998年的“一号提案”应该说是应运而生的。在1998年以前,我国的风险投资事业实际上是十分幼小的,提案提出后,风险投资开始走热公众对风险投资的认识有了提高。 今年6月份我作了一个不完全调查,我国已有约160家风险投资公司,150家风险投资管理公司,国内外的实际投资总计有6-10亿美元。应该说,3年的时间发展成现在的规模,很不容易。”(该数据来自于对成思危的采访,但感觉并不准确)鉴于成思危及其一号提案对我国风险投资的重大推动作用,成思危被媒体尊称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相较于多家风险投资公司的成立,“一号提案”更为重要的意义是被认为开启了在中国设立创业板的征程。在当时,创业板从提议到筹建,都可以说得上是紧锣密鼓:

  1998年8月,中国证监会主席周正庆视察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要充分发挥证券市场功能,支持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促进高科技企业发展,在证券市场形成高科技板块。

  1998年12月,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向国务院提出“尽早研究设立创业板块股票市场问题”,国务院要求中国证监会提出研究意见。

  1999年1月15日,深交所向证监会正式呈送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进行成长板市场的方案研究的立项报告》,并附送实施方案。

  1999年3月2日,证监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可以考虑在深、沪证交易所内设立高科技企业板块”。

  1999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文件称,要培育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本市场,逐步建立风险投资机制,适当时候在现有的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专门设立高新技术企业板块。

  1999年1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议》,决议指出,根据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特点,其上市交易的股票将在现有的证券所内单独组织交易系统进行交易。这次会议还对《公司法》作了修改,在《公司法》第29条增加一款作为第2款:“属于高新技术的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以工业产品和非专利技术作为出资的金额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司发行新股、申请股票上市的条件,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1999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公司法》做了一处修改,即高新技术企业,可以按照国务院新颁布的标准在国内股票市场上市;同时通过了一个拟建单独高科技股票交易系统的决议。

  2000年2月2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高新技术板工作小组成立,以做好高新技术企业版的各项准备和建设工作。

  2000年4月,刚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不久的周小川在"2000年中国企业高峰会”上表示,中国证监会对设立二板市场已做了充分准备,一旦立法和技术条件成熟,我国将尽快成立二板市场,为我国证券市场补充新的内容。与此同时,证监会向国务院呈报《关于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设立二板市场有关问题的请示》,就二板市场的设立方案、上市条件、上市对象、股票流通以及风险控制措施等问题提出了建议。

  2000年5月16日,国务院讨论中国证监会关于设立二板市场的请示,原则同意中国证监会的意见,将二板市场定名为创业板市场。

  2000年6月30日,深交所第二交易结算系统正式启用。

  2000年9月15日,中联重科在深交所上网发行后,深交所已停止在主板市场的新股发行

  2000年9月18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设立创业板市场发展战略委员会、国际专家委员会两个专门委员会和发行上市部等八个职能部门,标志着创业板市场的组织体系基本建立。

  2000年10月18日,深交所通过巨潮网首次正式发布了《创业板市场规则咨询文件》,面向社会各界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

  2000年10月20日,深交所向各会员单位出《关于创业板系统全网测试的通知》。10月28日,深圳证券交易所组织全部会员单位顺利完成创业板技术系统全网测试。

  眼看着创业板就要推出,本土创业投资在世纪之交掀起了第一波投资热潮,投资目标当然是直指创业板。这一期间,大大小小与创业板沾边的企业,都成了投资商们追逐的对象。除了政府背景的创投机构之外,上市公司、民间资本,也纷纷才参与其中。(有无当时较为著名的一些案例?)

  但事情的发展往往难以预料。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网络股泡沫的破灭令美国纳斯达克市场哀鸿遍野,整个科技行业和风险投资业遭受重创。 2001年11月7日,时任总理的朱?基在文莱表示,吸取香港与世界其他市场的经验,把主板市场整顿好后,才能推出创业板。在证券市场未整顿好之前,如果贸然推出创业板,担心会重复出现主板市场的错误和弱点。中国创业板就此被搁置,这一搁就是十年。

  创业板被搁置,遭受冲击的除了排队等待上市的企业之外,也给刚刚兴起的国内风险投资以重创。在这一时期,很多本土VC机构都是新成立的,没有成熟的投资经验,投资以“创业板”为准,往往忽略了企业本身的质地。而很多企业也是为了“创业板”而“创业板”,反而不够重视企业本身的经营。一旦创业板未能如期推出,诸多企业经营不善,后续成长乏力,终于被市场淘汰,VC们的资金也打了水漂。本土VC们大量投出的资金回收无期,退出无门,无法进行后续的投资,纷纷转型或退出创投市场,本土VC在国内创投市场的占有率大幅度萎缩,这种情形还要持续很多年,直至中小板和创业板推出。但是,也有一批本土VC,在挑选企业时真正管住了企业的质地,这些企业不仅存活下来,并且成长为各个细分行业的领头羊,一旦机会来临 中小板或创业板推出之时,这些企业纷纷登陆公开市场,也为身后坚守的VC们带来了巨大的收益。时间会证明,是金子总会发光。

  在这一时期,本土VC受制于宏观环境的不仅仅是退出无门,体制的缺陷也给本土VC的成长带来了阻碍。当时,绝大多数的本土VC还是以国有资本为主体,各个省市基本上都是由科技部门牵头。各地所成立的风险投资创业机构有着非常深厚的国有色彩,他们的投融资运作方式,也并不是沿袭国外成熟的风险投资运营模式进行,而是和政府的导向有很大的关系,甚至有会出现 “寻租”的机会。并且,国有资本还需要保证其安全性,这也给投资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另外,在国有机制下,本土VC在激励、待遇等方面和外资VC都相去甚远,很难吸引到一流的人才加盟。

  特别地,在国内风险投资发展初期,出资者们往往还不大理解风险投资的运作模式,无法等待漫长的基金周期,而是希望每年都有回报,但做风险投资是不可能每年有回报的。为了满足出资者们的回报要求,本土VC们只能另辟蹊径。2000年8月开张的深创投,当年纯利润达到2012万元;第二年盈利9600万元,股东的年收益率在10%以上(该数据来自公开报道,再核实)。但这些收益并不是主要来自于项目的退出,而是来自于国债买卖、认购新股以及委托理财等。但“另辟蹊径”并不总能成功,成立于2000年的浙江天堂硅谷创业有限公司,是由浙江省政府牵头,18家上市公司和拟上市公司共同组建的。由于没有退出渠道,在几桩投资后,天堂硅谷开始炒股,到2005年,天堂硅谷亏损额已达总资产的1/3。虽然在此后的时间里,天堂硅谷重回风险投资正轨并获得了可观的回报,但从2000到2005年那些时间,确实称得上是艰难岁月。

  虽然在这种种不利的因素下,本土创投遭遇了寒冬 本土VC从“一号提案”推出时的看似进入高潮,到最终陷入经营困境,并暴露出行业环境、法律制定、人才储备等等问题,本土创投市场比例也大幅度萎缩。但风险投资作为一种创新金融工具和创业活动的孵化器,已经开始被越来越多人所认识和了解,本土创投的崛起,还在等待一个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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