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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实业家胡厥文

    作者:文/惜珍   信息来源:劳动报   发布时间: 2018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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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海纳百川是上海一贯的文化特点,追求卓越是上海的一种文化本质,那么开明睿智本身是一种态度,大气谦和是一种胸襟,这样才能进一步海纳百川,进一步追求卓越。

      在上海这块土地上,生活、奋斗在这里的人们演绎了很多精彩的篇章。在他们的传奇里,凝结着兼容并收、有容乃大的海派文化脉络,蕴藏着遵守秩序、诚信友善、敬业爱国、创新卓越的上海城市文化的基本特征和价值认同。

      这样的上海文化,作为软实力,是这座城市更深层更具标识度的核心竞争力。进入新时代,海纳百川的上海需要继承、发展、运用好这样的竞争力。

      作为一名实业家,胡厥文始终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前途联系在一起。诗人气质的胡厥文视金钱富贵如浮云,平生追求的是民族振兴、祖国富强,他办工厂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实业救国。胡厥文创办过好几家工厂,其中最为成功的是新民机器厂。解放后,新民厂被上海市政府批准为汽轮机制造专业工厂,并试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3000千瓦汽轮机,为我国电力工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大学毕业生当学徒工

      1895年10月7日,胡厥文出生在上海嘉定县城内一户殷实人家。19岁那年考入北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胡厥文大学毕业后居然做出了一个令许多人看不懂的选择:到工厂去做一名工人。他进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工厂———汉阳铁工厂。报到时,厂长吴任之按惯例让他这个大学毕业生担任助理工程师,没想到胡厥文却提出自己想当一名学徒工。理由是,自己刚从学校出来,缺乏实践经验,不利于今后办实业。所以,必须先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当学徒工可以学到手艺和技术,有不懂的地方可以放心大胆地去问,没有思想包袱。厂长不由对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起来,但他却提醒他说:“助理工程师月薪20元,厂里还供给膳食;而当学徒工,月薪才11.5元,还要拿出其中的6元钱作伙食费,你好好考虑考虑吧。”胡厥文说,不用考虑,我已经决定了。

      就这样,胡厥文到工厂的机械股当上了一名钳工学徒,钳工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0个小时,一天站下来,常常累得腰酸背痛,但一门心思学手艺的胡厥文不但没有半句怨言,而且干得十分起劲。一次,胡厥文工间上了趟厕所,正巧机械股长到车间巡查,发现胡厥文所在的钳工桌上没人,顿时勃然大怒。胡厥文如厕回来,机械股长就责问他为何不先向领班请假。胡厥文觉得他在故意找茬,就顶了他几句。领班扬言要开除他,并到厂长那里告了状。厂长不得已把胡厥文调到化铁股工作,化铁股是在高温下操作的部门,劳动强度比机械股更大,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还经常要做夜班。但是,化铁股的那位姓麦的股长为人和气,胡厥文在他手下干得十分舒畅。他还和化铁股的几位技术高明的老师傅交上了朋友,虚心向他们请教技术,下班后又和他们在一起喝酒谈笑。那些老师傅有困难也都愿意找他商量,对厂里有意见也托他代为转达。学徒工生涯使胡厥文牢固地掌握了一些工种的生产知识和操作要领,这些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为他以后办工厂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19年春节,胡厥文回到嘉定探亲,他与妻子沈方成一起去看望时任同济医工专科学校(即同济大学前身)董事会常务董事长的岳父。谈话间,岳父说起同济医工专科学校里的机械、电器、木工三个实习工场的德籍主任,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而被遣送回国,致使工场无人管理,显得十分混乱,他正为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而发愁呢。当沈恩孚听了胡厥文在汉阳铁工厂当学徒工的收获和“实业救国”的理想时,眼睛顿时一亮,就问他是否愿意回来试试这三个实习工场主任一职。胡厥文一想这不正是锻炼自己管理工厂的极好机会么,便欣然同意了。

      “三把火”烧就半生事业基础

      同济医工专科学校的三个实习工场共有40多名工人,其中有不少是高级技工。但由于原先管理不善,工场工作十分松弛。胡厥文上任后,在工场间里接连烧了三把火,而且每一把都烧得旺旺的。

      第一把火是整顿纪律。

      按规定,工场应当早上7点上班,但由于三个工场的德籍主任和其他教职工一样,要到早上8点钟才上班,因此,实习工场的人也都不按时上班,无形中就把上班时间推迟了整整一个小时,影响了学生实习前的准备工作质量。胡厥文到任后,除了向大家说明做好实习准备工作的重要意义外,还制作了一个名牌箱,由他亲自掌握。每天清晨6点3刻胡厥文必定准时到达工场,一到7点就把名牌箱锁好,凡是迟到的人都必须向他说明理由,再由他开箱将名牌挂入。这样一来,谁迟到以及为何迟到都一清二楚,组员们就此很快养成了准时上班的习惯。然而,在电器工场中却有一名高级技师,自恃奇货可居,并以为胡厥文是学机械的不会懂电器,工作少不了他,便威胁说如果一定要他每天7点钟上班就辞职不干了。校长查清情况后,支持了胡厥文整顿工场的做法,批准了这位职工辞职的要求。这件事处理得有理有节,提高了年轻的新主任的威望。从此,不仅上下班制度得以贯彻,而且胡厥文在组织指挥各项工作时也更加得心应手了。

      第二把火是杜绝损公利私。

      胡厥文在主持工作时发现,工场内用公家材料做私活成风,不但工人自己做,还给学校中职位较高的教职员工做,而且用了公家各种材料也不付钱。胡厥文为此专门打了个报告,指出这种损公利私的风气极大地损害了教师为人师表的形象,并向学校建议凡是要在工场内做私人物品的必须经工场统一安排,任何人都不得私自委托工人制作。物品制成后,必须由工场按工料成本开具发票统一收费。这一建议得到校长和全体教职员工的同意。

      胡厥文当然知道这个制度的推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他首先自己做出表率。当时,他正好想制作一套机器工场模型送给嘉定教育馆陈列,以在家乡宣传机器的知识,启发青少年对科学技术的兴趣。于是,就委托工场制造了一套模型,包括车、铣、刨、钻等各类机床,还有蒸汽机和锅炉,可以用酒精燃烧蒸汽机以推动机器运转。这套模型制成后,胡厥文照价付了款。这个做法在工场间还是破天荒第一次,从此,工场间照价付款的规矩也就树立起来了。可是,事情远没有那样简单。一次,校长家中安装火炉,用了工场的工料,但却没有付钱。胡厥文寻思自己如果任凭校长不付钱,以后就会造成上行下效的局面,刚刚建立起来的制度就会夭折。于是,他冒着开罪于校长的风险写了张条子给校长,委婉地提醒他别忘了付工料费。校长接到条子后,立即向工场如数交了款。从此,实习工场里做东西不交款的现象就彻底杜绝了。

      第三把火增加工场收入。

      原先,学校的实习工场只是帮助学生实习所用,工场自身不生产任何产品,所有经费由学校拨款。胡厥文上任后,发现根据工场的机器、设备和技术力量,完全可以制造机床。于是,便大胆地向学校提出结合学生的实习任务制造德国精密车床的设想。这样既可丰富学生在设计、制图、成本核算、节约用料、降低工时和提高质量等方面的实践知识,又能增加工场收入,使之逐步做到经济独立,节省学校开支。这一设想很快得到了校方支持。四个月后,工场间果然造出了一台精密的车床。这是胡厥文亲手组织制造的第一台机床,以后,有陆续生产了六台这种机床,为学校创造了可观的价值。

      这三把火烧出了胡厥文在同济医工工场的威信,也烧就了他半生事业的基础。

      在实习工场期间,胡厥文曾作诗表达自己当时的精神风貌,诗云:天未破晓着征衣,踏雪提筐步如飞。为何冲寒浑不顾?只缘年少姓名微。

      成功创办新民机器厂

      1921年冬天,26岁的胡厥文离开了同济医工学校,决定创办自己的工厂,他选定的是机器工业,虽然他深知办机器工业是不太容易赚钱的,资金的周转也慢,但他觉得能为所有其他工业的发展提供装备的机器工业可以说是一切工业的工业。于是,决定创办一家机器厂,以实践他实业救国的抱负。为此,胡厥文不惜把祖传的土地全部变卖,加上亲友的资助,在上海虹口一带选定了厂址,购地兴建了厂房。同时,他向德国订购了各种工作母机,招聘了40余名职工,并购置了20余台设备。他为自己的这家机器厂取名为新民机器厂,其寓意是要走一条兴实业,利民强国的新路。

      1922年元旦,胡厥文创办的第一个工厂———新民机器厂正式投产开工。新民厂初建时,主要是为纱厂机器进行维修和生产零件。可是,面对维修业务中遇到的各种肆意刁难以及纱厂的不景气,遂使胡厥文决心另走一条设计和制造机器的新路。他先为勤工机器厂设计制造了机器的挂脚、地轴、皮带盘等全套设备,接着又承制了几台黑色油墨机。为了造出自己的彩色油墨机,他设法进入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工场,偷偷在现场把一台德国造的彩色油墨机的造型依样画葫芦地画下来,回来后,再根据机器的外观进行反复研究,探索其内部结构,经过试制和多次修改,终于造出了我国第一部性能良好的彩色油墨机,为我国机械工业填补了一项空白。彩色油墨机的试制成功,增强了胡厥文研制新机器的信心。此后,新民厂就根据市场的需求不断开拓业务,研制了不少新机器,并取得了市场信誉。

      那天,新民厂来了一位华侨,自称是木行经理。他在厂里四处转悠了一圈后说:“我们木行里倒是需要许多机器,可惜你们厂造不出来。”这句话极大地刺激了胡厥文,他双目炯炯地看住那个华侨说:“你要什么机器,我们都可以造。”那人说:“我想要一部大型立式锯木机,你能造出来吗?”胡厥文说:“这样吧,我不要你的定金,机器造好后,我们负责为你安装使用,如果使用下来这台机器的效能和你木器行里的外国货一样,你可以照洋货的八折付款。假如,你用下来不行,就把这台机器砸

      碎了还给我,你看怎么样?”那位华侨一听,老板如此自信,而且条件不错,就当场签了约。工人们知道了这台锯木机成交的过程后,纷纷表示要为中国人争气,大家铆足了劲地干。试车结果,新民厂营造的这台大型立式锯木机性能极佳,其日产量比外国货还增加了5%,而且其电力消耗仅为进口机器的80%。这下,那位木行经理心悦诚服了。此后,他又相继在新民厂添置了圆锯、断锯、行车及花边、插槽、吸木屑等设备。一些厂家闻讯也纷纷前来,如久记木行、顺泰木行、天厨味精厂、康元制罐厂、泰康厂等所需的各种机器也都向新民厂来订货。新民厂一时名声大震,甚至连南洋的一些华侨也闻名前来订货。

      喜欢创业、追求新奇的胡厥文常想做一些国内没有人做过的东西,做好后就交给别人去生产。新民厂的产品,品种多,批量小,客户需要什么就制造什么,所以,新民厂也有点像一个研究机构,产品始终在不断创新之中。新民厂附近有一家义昌橡胶厂(即后来的正泰橡胶厂),原先橡胶厂的机器都是从日本进口的,从1925年开始,新民厂承揽了这家厂机器的修配和增添,并在国内最先仿制成功了日式轧胶机、胶鞋车、模子等,促使国产橡胶机顺利取代了东洋货。1928年以后,上海的橡胶工业迅速发展起来,新民厂功不可没。新民厂还连续生产过8部具有较高精密度的绕钨丝机,性能可与进口货媲美,但其成本和价格却只有进口货的四分之一。新民厂为大中华造船厂造过船用蒸汽机,仿制过多种柴油机发动机,其中新民厂仿制出来的一种德式小型高速柴油机,其售价仅是德国产品的一半,颇受农村欢迎。而且随着国货信誉的日益提高,最终把德国产品挤出了中国市场,成为当时的一段佳话。

         当了13年的“美髯公”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东北三省沦陷。1月28日深夜,日军入侵上海的闸北、江湾、吴淞等地,驻沪的蔡廷锴率领十九路军奋起抗击,开始了著名的“淞沪抗战”。日军装备精良,大多为重武器,且配以装甲车。相比之下,十九路军的武器装备极差,大多为老式的汉阳造的“七九”步枪,而且弹药供应十分困难。胡厥文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与当时驻守在吴淞口、虹口和闸北一带的十九路军七十八师的翁照恒旅长取得联系,并与同业公会有关人士研究后,决定组织弹药生产。他们将一些易于迁移的小车床、钳工台和各种加工工具,运到沪南集中起来,并抽调工人,建立起临时手榴弹工场,委托中华铁工厂组织生产。临时手榴弹工场的工人们日夜轮班生产,赶制手榴弹以及地雷和攻击装甲车的穿甲弹,送往前线。一天,上海兵工厂厂长阮尚找到胡厥文,要求机器同业公会支持兵工厂完成承制迫击炮弹的任务,胡厥文二话没说,当即通知同业公会组织40余名翻砂工人前往支援,使该厂日产量一下子增加了五倍,保证了炮弹的供应。

      淞沪抗战期间是胡厥文有生以来情绪最高昂的日子,他整日忙于处理事务,支援前线,居然无暇剃须,因而胡须满腮。朋友见他长须盈胸,戏问他是否要当“美髯公”?胡厥文用手捋一捋自己的长髯,回答道:“蓄之以记国难,等赶走了倭寇时再剃须。”他最欣赏鉴湖女侠秋瑾的两句诗:“瓜分惨祸依眉睫,祖国陆沉人有责”。抱着抗日救国的拳拳爱国之心,年仅37岁的胡厥文从此胸前飘拂着盈尺的长须。为了表示自己的抗战决心,胡厥文找了一枚大炮弹头,挥笔在上面写下“抗战必胜”四个大字,经镀铬处理后,放在牛庄路合作五金公司办事处的办公桌上。五年后,“八·一三”事变,上海沦陷,为避免日本人搜查肇祸,公司职工将这枚大弹头秘密埋藏在水斗下面,一直保存到抗战胜利。

      1937年7月7日,日寇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对华的全面侵略。胡厥文全身心地投入了抗日救亡工作。在全面抗战的八年中,他的主要抗日活动之一是组织江浙沪百余家民营工厂的内迁。当时我国的工业布局很不合理,新式工业基本上集中在东部的沿海沿江地区。日寇看准了这一点,把进攻的矛头首先指向我国东部地区,以迅速摧毁我国的抵抗能力。胡厥文认为必须赶在日军到来之前,把上海等地的工厂迁到西南地区去,为坚持持久抗战尽力。但是,上海的有些资本家舍不得离开上海,只想在英、法租界栖身,苟安一时;有的认为自己厂小资金少,承担不了内迁的费用和损失。为此,胡厥文召开上海机器同业公会执委会,在会上作了工厂拆运内迁,共赴国难的动员,指出内迁是为了充实后方,支持长久抗战。并当即表示将自己所办的工厂率先迁往内地,在他的带头下,好几家工厂也都表示愿将自己的工厂内迁。由于战事影响,各个工厂生产几乎停顿,而且应收的账款还未收到,资金十分困难。胡厥文亲赴南京,从国民党政府处争取到500万元迁移费,初步解决了内迁资金匮乏的燃眉之急。接着,他又和同业公会干部一起,日夜奔走

      于各会员工厂之间,耐心说服动员,经过十多天的工作,上海的私营机器厂决定内迁的工厂达百余家。8月12日,上海工厂联合会迁移委员会成立,吴蕴初被推举为副主任委员。

      内迁委员会成立的第二天,即8月13日,日军开始向上海发起全面进攻,胡厥文的长城砖瓦厂首当其冲,顷刻之间被炸成一片废墟。大中华橡胶厂负责人薛福基被炸身亡,嘉定合作五金厂领班赵圣初在抢运机器时中弹身亡。但内迁工厂的负责人仍冒着生命危险同工人们一起拆装搬运机器设备。8月27日,21艘木船载着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顺昌机器厂和上海机器厂的机器、设备和物资,连同各厂职员、家属及160余名技工,冒着炮火,由苏州河率先驶出,开始了艰难危险的内迁征途。新民、合作两厂的机器设备运到武汉后,立即在预租的厂房内安装调试,开工生产,成为内迁中首批开工的厂家。胡厥文麾下的这两家厂接受了大量的军需订货,有力地支持了抗日前方。

      这次工厂内迁的成功,实现了胡厥文坚决主张迁厂抗战的愿望,同时,对改变当时工业布局的不合理状态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胡厥文兴奋之余,挥笔在沈逸千画的《群马图》上题诗一首,诗中对这次民营工厂内迁的完成,作了形象的总结:“朔风凛冽天初明,群骥奔腾万里情。丹毛动,白鼻鸣。壮心天赋予,千古此长征。”

      1941年,胡厥文在桂林创办了大中机器厂。又在湖南祁阳开办了新民机器厂湘厂,当时胡厥文一家人住在湘江边上的天马山下。他在自己家门的前方竖立了一块牌子,上书“耐村”二字,又在进出住宅的甬道上,用湘江里不同颜色的鹅卵石,镶嵌出“抗战必胜,建国在政,民生惟勤”12个大字,还在住宅西侧题了“静观落日”4个大字,表达了自己抗日的决心和信念,以及对国民党腐败政治的不满。1944年国民党的湘桂大溃退使大中机器厂和新民湘厂均毁于一旦,幸免于难的胡厥文只身回到重庆。

      1945年9月3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并在南京签字的前夕,胡厥文将伴随他走南闯北整整13个春秋的长髯一刀割去并剃尽,兑现了他“未遂倭奴,不容除剃”的夙愿。

      实业报国理想终于实现

      抗战胜利后,美国货充斥市场,而国民党政府却下令取消政府同民营工厂的一切合同,使民族工业陷于绝境。严酷的现实使胡厥文和其他工商界进步人士认识到,单靠办实业是不能救国的,民族工业家必须有自己的政治团体。他们在重庆先后接触到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多次酝酿,胡厥文与黄炎培、章乃器等人士发起组建了民主建国会,成为继民盟之后又一与中国共产党荣辱与共、亲密合作、并肩战斗的重要的民主党派。1946年,胡厥文被推举为上海市各界人民团体组织赴南京请愿停止内战、实现和平的代表团成员,并不避艰险地坚持参与领导民建活动。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民建被迫转入地下,胡厥文在上海创办“中国工业月刊社”,掩护民建继续活动,并在上海领导民建的地下工作。

      1949年9月,胡厥文以民主建国会代表的身份出席制订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和选举产生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立下了功绩。这是胡厥文第一次直接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他沉浸在一生从未有过的幸福和愉快之中。10月1日,胡厥文和政协全体代表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当他看着代表中国人民胜利和团结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感到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蒙受的耻辱终于洗净,从此再不受人欺负了,顿时激动得热泪盈眶。新中国的诞生,再次激起了胡厥文实业救国、建设富强祖国的赤子之心。他在参加开国大典后不久,在他三弟胡叔常的画上题诗曰:“秋山红叶斗霜妍,锦绣江程意洒然。新国光芒千万丈,何愁蜀道上青天。巫峡云何在?啼猿谁则闻?钟声帆影丽,晓旭靖妖氛。”诗意地表达了自己的当时的心情。

      1953年10月,新民机器厂成为第一批公私合营厂之一。公私合营后的新民机器厂迅速发展,到1956年先后有24家工厂并入新民机器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民厂主动承担了官厅水库、密云水库、十三陵水库和福建上猫水库等大型重闸门启闭机的生产任务,得到国家嘉奖。1957年,新民厂已发展成以生产动力机械设备为主的机械工厂,自行设计生产了400匹马力蒸汽机,试制了小型汽轮机,被上海市政府批准为汽轮机制造专业工厂。1958年,新民机器厂开始了扩建工作,扩建同时,试制了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3000千瓦汽轮机,并推广生产。新民厂制造的各种汽轮机,装备了全国几十个中、小型电厂,为我国电力工业发展做出了贡献。胡厥文的实业报国理想也终于得到了实现。

      春来老圃花经雨

      审时度势,顺应时代潮流的胡厥文一生追求的是民族振兴、祖国富强,并始终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前途联系在一起。他对金钱素来看得很淡薄,一生俭朴,不爱奢华。他办工厂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实业救国。为此,他把祖上的遗产全部投资于开办工厂,不为自己留一分地,不为个人盖一间屋,也不肯随便收别人一件礼物。上海一解放,他立即把嘉定的祖传基业古花楼捐献给县人民政府。

      具有诗人气质的胡厥文是个书法家,又是诗人。他的业余时间几乎全用在挥洒笔墨、吟诗作词上。他夫人沈方成的旧体诗也写得很出色,两人常在一起切磋平平仄仄,斟字酌句,相互推敲。胡厥文一生写过不少诗词,内容大都有关时事,为国家兴替而作,具有金石之声。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曾搜集他的诗词,于1982年出版了《胡厥文诗词选》,许多名家读后都纷纷赞叹。刘海粟说他:诗文风采,有如其人,豪放情大,正气磅礴,自成一格。写过《上海的早晨》一书的作家周而复读了《胡厥文诗词选》后写道:“胡公爱国有功勋,笃实和谐众所钦。一卷新诗传四海,远人于此挹清芬。龙马精神海鹤姿,寿翁矍铄尤能诗。春来老圃花经雨,洛诵回环绝妙辞”,可谓十分精当的评价。

      胡厥文的书法也颇有造诣,他的书法被书家认为高古、洒脱、气势豪放、刚柔相济、力透纸背,得神化气。胡厥文写字时不怕别人看,相反,看的人越多,他的兴致就越高。他88岁时曾亲自写了“不老斋”三个大字,挂在书房门的上方自勉。多才多艺的胡厥文对国画也有深厚的功底,他比较喜欢画人物,曾画过国画《风尘三侠》。许多人喜欢胡厥文的书法,凡有人要他写字、题字,他一概允诺,或当场挥毫,或事后函寄,总能满足别人要求。他为家里的保姆、警卫人员都写过字。胡厥文晚年还为家乡嘉定题了10多幅字。如“嘉定工人俱乐部”、“嘉定竹刻”、“嘉定文史资料”、秋霞圃的“山光潭影”、孔庙的“万世师表”、嘉丰棉纺织厂的“嘉丰风格代代相传”等。

      (作者系上海民建会员)

    责任编辑: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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