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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大王——原上海市政协常委刘鸿生传略

作者:杨志刚   信息来源:浦江纵横   发布时间: 2017年11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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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鸿生原籍浙江定海,1888年出生(现定海聚奎弄故居,被列为“舟山市文物保护单位”)。父亲刘贤喜在上海招商局轮船上任总账房,收入丰厚,全家生活温饱有余。不幸父亲早逝,家道中落,靠母亲省吃俭用,供他求学,从上海圣约翰中学升至圣约翰大学。1906年他在大学两年级时,由于品学兼优,该校美国籍校长卜舫济博士决定保送他去美国留学,学成回来充任牧师兼英文教师,月薪150元,并供花园洋房一幢。但他不愿当牧师,且家里也反对,故婉拒了卜校长的安排。校长认为他违背了上帝的意旨,斥他为“上帝的叛徒”,将他开除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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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年以后,刘鸿生在事业上飞黄腾达。1918年他的豪华住宅落成,在乔迁新居的欢庆会上,他对前来道贺的卜舫济校长表示,愿捐款为母校建造社交楼一幢,以加强校友联系。三年后,该楼落成大会,卜校长宣布:“为表彰刘鸿生在校时品学兼优,成绩优异,为感谢刘捐赠母校社交大厦,特以我本人和校董会的名义,授予刘鸿生名誉博士学位,并聘请他担任校董会主席。”从“上帝的叛徒”一变而成“名誉博士”和“校董会主席”,使刘鸿生感慨万千。

  离开圣约翰大学,刘鸿生先后在上海工部局老闸捕房担任外籍人员的华语教师,后又考入上海会审公廨担实业大王——原市政协常委刘鸿生传略杨志刚任翻译,再转至意大利籍穆安素的律师事务所担任秘书。后又经上海宁波同乡会的首任会长周仰山的介绍,进英商开平矿务局上海办事处当了销售员。

  刘鸿生当时推销的煤炭质量较差,市场销路不好。他由此认为,开平煤系不分等级的统货,使用不便且也不能体现优质优价原则,遂向公司建议将煤分等级,按质论价,以取信用户也提高公司信誉。公司经理柯尔德对这一建议备加赞赏,改进了销售方法,销售量激增。接着刘鸿生又根据用户的需求,制定了按时、按质、按量的调运计划,帮助客户节约了煤炭仓储费用,因而赢得了用户的普遍欢迎。

  由于经营管理的改善,开平煤的销售迅速拓展,又经刘鸿生的实地推广,原来许多烧木柴的窑灶也改用煤炭做燃料,销售量更是与日俱增。随着业务的发展,公司决定将上海、苏州、无锡、南通等地划给刘鸿生独家经销,并设开平矿务公司上海售品处,掌管上海及长江下游的售销业务。刘鸿生被委任为上海售品处的买办。接着公司在经营上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上海建造了专用码头——开平码头,开设煤炭堆栈,加速运输,保证供应;采取薄利多销、跌价竞销的策略,将一些小型煤矿挤出市场;在上海开设元泰煤号,在南京、南通、江阴、芜湖等地开设生泰恒煤号;在南京等长江口岸建造开平公司专用码头和堆栈,以运输与仓储的优势,控制了这些地区的煤炭市场。

  1912年,英商开平矿务公司兼并了滦州矿务局,将两矿改组成为开滦矿务公司,续聘刘鸿生担任开滦矿务公司售品处的买办,从此经销量骤增。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开滦公司的英国籍职员大都应召回国,煤矿业务都交由刘鸿生打理。当时国内工业由于洋货进口减少而空前发展,用煤量增加,开滦公司最多一年销售量达250万吨。刘鸿生的年收益在20万元以上。到一次大战结束时,年龄不满30岁的刘鸿生,积累财富300万元之巨,得到了“煤炭大王”的美誉。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帝国主义无暇东顾,中国民族工业获得了发展机缘,刘鸿生经调查研究,审时度势选择开办了投资小、设备简、周转快的火柴厂。当时中国火柴市场主要被“洋火”占领,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瑞典“凤凰”牌,远洋运输的成本很高;而日本的“猴子”牌系在中国制造,虽质量不错,但产量有限。在建厂过程中,刘鸿生日以继夜认真钻研生产技术,亲自赴日本磷村刘鸿生18PUJIANGZONGHENGMONTHLY旧文新刊株式会社的火柴厂实地考察,引进先进设备,高薪聘请日本技术人员传授技术,1920年初,苏州鸿生火柴厂终于建成投产。初创期间,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操作工人又不熟练,火柴质量不高,以致经营亏损。经过两年的改进,产品质量逐步提高,可与瑞典“凤凰”,日本“猴子”牌火柴媲美,而价格又略低于进口火柴。这样,鸿生火柴厂的产品销量激增,逐步占领了上海与江浙等地市场。这样,刘鸿生又在1924年,收购了其岳父叶世恭在苏州的燮昌火柴厂,成立了鸿生火柴公司,还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日本“猴子”牌火柴被迫退出中国市场,国内各地中、小火柴厂乘机崛起,犹如雨后春笋。这些厂大都生产技术含量低,价格便宜的黄磷火柴,因此火柴市场销售呈混战状态,瑞典火柴厂趁机收购了日商燧昌火柴厂,开始在中国生产“凤凰”牌火柴,增加了竞争能力。意图垄断中国火柴市场,打算兼并大中华火柴公司,并提出收购苏州鸿生火柴厂的资产及商标。

  针对这一情况,刘鸿生于1928年发起成立了江苏省火柴同业联合会,联合同业维护民族工业,抵制外国火柴,促进国货生产,得到全国52家火柴厂的赞同。1929年11月在上海召开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刘鸿生被公推为常务委员会主席。他率代表团向南京政府进行大规模请愿,提出“挽救国货火柴方策”,要求政府保障民族工业,保护国产火柴、免除苛捐杂税,限制外国火柴进口等,但均未被当局采纳。随着国内火柴厂相互竞争的加剧及进口火柴的增多,我国火柴业的形势日益严峻,刘鸿生以其出色的组织才能和经营能力,着手进行统一中国火柴生产和市场的规划。他提出同业合并,减少竞争,协力图存,以发挥集团经营在资金、技术、管理、销售等方面的优势,受到同业拥护。他先采取将长江下游一带的火柴厂进行合并,以控制生产,提高质量,扩大销售。1930年7月,鸿生、燮昌、中华三家大型火柴厂宣告正式合并,改名为大中华火柴有限公司,由刘鸿生担任总经理。一年后,公司又先后兼并了九江裕生、汉口燮昌、芜湖大昌、扬州耀华、杭州光华等中型厂,公司资本扩充到365万元,年产火柴15万箱,占华中地区销售总量的一半,并在沿海地区设立销售处,除了东北三省,销售遍及全国各地。至此,大中华火柴公司已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火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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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上海这个国际都市掀起了建筑热潮,建筑材料需求俱增。刘鸿生向上海工商界领袖朱葆三求教,建立水泥厂的可行性,并在考察了国内及日本水泥工业后,于1920年与建筑业巨头陶桂林等人共同集资120万元,亲赴德国考察水泥生产技术与管理,订购生产设备,在上海龙华创建了上海水泥厂。在湖州、佘山建立了生产原料基地,聘请德国专家马礼泰担任工程师。该厂于1923年投产,生产“象”牌水泥,与当时天津启新洋灰厂生产的“马”牌水泥,日本小野田生产的“龙”牌水泥三足鼎立。当时上海亚洲第一高楼的国际饭店和外滩的中国银行大厦都是用的“象”牌水泥,使“象”牌声名大振。“五卅”惨案后,国内抵制日货,“龙”牌退出市场,“象”牌遍销上海和江南地区,使上海水泥厂得到空前发展。以后,江苏龙潭创立中国水泥公司,生产“泰山”牌水泥,加入竞争。为了加强同业合作,经多方联系,上海水泥厂、启新洋灰厂、中国水泥公司实行联营,联营后的水泥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5%,其中“象”牌水泥始终鳌头独占。

  火柴厂和水泥厂的创建与发展,进一步激发了刘鸿生振兴实业的宏大抱负,他相继创办了码头、仓储、毛纺织、搪瓷、煤矿以及银行、保险、房地产等企业。

  上海自开埠辟租界后,港口吞吐量骤增,黄浦江两岸码头仓库林立,但绝大多数为外商所有。刘鸿生自1909年进开平矿务公司后,为开拓上海煤炭市场,为公司购置了开平码头。1918年刘鸿生自己购进了浦东董家渡沿江100亩地,建成泰兴码头,后改为中华北栈码头。1921年又在北首续购200亩,建成中华南栈码头。1926年再在周家渡岸边购置土地250亩,上海老照片19建成中华周家渡码头。至1927年合并成立了中华码头公司,把周家渡、北栈两处划为煤炭专用码头,南栈供杂货装卸,并建有钢筋水泥三层仓库一座,其他仓库11座,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中华码头公司一跃成为当时中国民族资本在黄浦江畔拥有码头最多的企业。

  1927年秋,刘鸿生赴欧美各国考察。在英国,他参观了世界毛纺织业鼻祖黎士毛纺织厂,并在黎士深入考察了毛纺织技术和工厂管理。回国后,于1929年在浦东周家渡创建了章华毛纺织厂,聘请英国黎士毛纺织学院毕业的张训苹任总工程师,还亲自到故乡浙江定海招收一批女青年进厂为“养成工”。建厂初期,由于技术设备较差,生产呢绒质量未能与英国、日本进口的舶来品竞争,因而,头三年亏损8万元。刘鸿生广揽国内一流专家到厂攻关研究,终于解决了技术难题,产品质量显著提高,企业开始扭亏为盈。此后,又通过宋子文的关系,承揽了军服呢料及邮电部门制服用料,市场销售亦不断扩大,逐步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毛纺织厂。

  在创办章华毛纺织厂的同时,刘鸿生又兴办了华丰搪瓷厂。当时上海已有铸丰、益丰等搪瓷厂10家,市场竞争十分激烈,而华丰厂全部采用从日本引进的技术设备及珐琅原料,产品质量后来居上。建厂第一年销售额即达90万元,产品还远销南洋一带。

  在这段时间里,刘鸿生实地了解了上海居民使用手工制作煤球的情况,创办了国内第一家用机器制作煤球的工厂,定名为中华煤球厂,厂址设在浦东,并在上海四川路设立样品陈列室,展出机制煤球和改装后的煤球炉,采取购买机制煤球赠送煤球炉的推销方法,受到广大用户的青睐。后来又组织煤球联合会,统一质量规格和销售价格。不几年,机制煤球就逐步替代了手工煤球。

  一次偶然的机会,刘鸿生听到挚友地质专家丁文江谈起徐州贾汪煤矿破产,于是他与债权人谢蘅窗等联系,出资80万元购进了全部矿权,于1932年成立了华东煤矿公司。刘鸿生利用多年经营煤炭的渠道与经验,积极改善经营管理,使产量与销售激增,不久就使得该矿成为华东地区的主要产煤基地。

  刘鸿生既拥有火柴、水泥、毛纺织、搪瓷、煤球和煤矿等众多企业,资金调度与周转更趋频繁。为适应经营需要,他于1931年4月创立中国企业银行,总部设于今上海四川中路33号,并聘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人陈光甫为顾问。从此,刘在金融界也开始崭露头角。

  1930年,刘鸿生在今四川中路33号,建造的八层楼的企业大楼正式落成。这是我国民族资本家营建的第一幢办公大楼,矗立在四川中路和延安东路转角处,是刘氏企业的总部。底层是中国企业银行;二三层是开滦售品处和刘鸿生办公室;四层是上海水泥公司、中华码头公司、华东煤矿公司;五层是大中华火柴公司;六层是章华毛纺织公司;七层是刘鸿生记账房间、保险公司与中小企业;八层是刘公馆。

  30年代初,世界性经济危机波及整个中国,日本帝国主义为转嫁危机出兵侵略中国东三省。风云突变,中国的民族经济陷入困境。行政院长宋子文拟聘刘鸿生担任招商局总办(总经理),同时应允解决他企业的困难,他权衡利害得失,同意受聘。任职三年中,通过一系列整治,使招商局面貌大为改观,管理趋向正规,效益上升,但他自己的企业却处在停滞状态。1935年上海各业萧条,金融业银根奇紧,社会上谣传“刘鸿生要倒”,银行、钱庄纷纷登门索债。在这危难之际,刘积极张罗调度,并卖掉1918年所建豪华住宅,同时凭藉他的声望与地位勉力周旋,终于化险为夷。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七七”事变发生后,刘鸿生表示:“如果日军侵犯,战争掀起,要我毁家纾难,也在所不惜。”不久,“八一三”事变发生,刘鸿生即参加上海市各界团体联合会组织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身份,兼任上海市伤兵救护会会长,并担任上海市抗战物资供应委员会总干事,全力以赴支持抗战,无遑顾及自己所有企业。他的大部分企业,如章华纺织厂、上海水泥厂、中华煤球厂以及大中华火柴公司所属荧光火柴厂、周浦火柴厂和中华码头公司的三座码头及仓库等,均先后沦入敌占区。他原想托庇洋商保护,本人则仍留在租界观望,根据战局发展再定行止。不料时局急剧恶化,租界内敌伪势力横行不法,绑架暗杀层出不穷。日商三井、三菱又威胁利诱,逼他进行合作。曾任日本磷村组合首席代表的植田贤次郎则以日本军部名20PUJIANGZONGHENGMONTHLY旧文新刊义和老熟人的身份,要刘鸿生出任伪上海商会会长,遭严词拒绝。环境日益险恶,刘鸿生化装后秘密搭乘“俄罗斯皇后号”邮船,黯然离开苦心经营达20余年的上海,出走香港。到香港后,他兴办实业的雄心依旧,不久便在香港坪州购置土地,聘请上海的技术人员,兴建香港大中国火柴厂,自任总经理。

  1939年他经越南海防飞重庆。抵渝第二天,蒋介石便设宴款待,表示刘鸿生在沿海沦陷区总值1000万元的资产,待抗战胜利后,全部由政府负责归还。刘鸿生分析时局,重整旗鼓,规划在内地发展实业俾以救国。他先后兴办华业火柴厂和中国毛纺织厂,以后又在兰州创建了西北毛纺织厂和西北洗毛厂,并在重庆成立中国火柴原料公司,在贵州设立氯酸钾厂,在昆明和海口建立磷厂。所有这些企业尽管经济效益很好,如火柴厂及毛纺织厂产品几乎垄断了大部分后方市场,企业利润逐年上升,但受制于官僚资本的控制,刘鸿生的股份到抗战胜利,也被侵呑至只占20%左右了。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刘鸿生在重庆受命担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执行长兼上海分署长,返回阔别七年的上海。他通过政治关系,收回并接管自己在上海和华东地区的企业。由于当时洋货倾销,时局动乱,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整个民族工业都陷于困境。1948年遭金圆券的浩劫,他的章华毛纺织厂、大中华水泥厂、中华码头公司和华东煤矿被迫缴黄金8000两、美钞230万元,经济上受到沉重打击。当时,刘鸿生的六儿子刘公诚(念悌)在延安时的战友,经常来刘家宣传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动员刘鸿生留在上海维持所有权,经过深思熟虑,刘也决定留沪。但正在上海解放前夕,上海社会局长陈保泰,带领武装人员劫持刘乘飞机到广州参加紧急会议,到广州后刘鸿生设法避开监视,秘密转到香港。

  上海解放后,刘鸿生的二儿子刘念义专程来到香港,向他介绍上海社会秩序良好和企业恢复生产的情况,希望他回上海主持企业经营。时香港情况复杂,大批上海资本家云集观望,刘鸿生亦犹豫不定。不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派员来到香港,向他介绍党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并邀请他回来共商国是,这样刘鸿生便踏上归途。到天津后,又接周总理电邀进京,总理向他表示十分欢迎,详细阐述了党的政策,并明确宣布所有刘氏企业将受到人民政府保护。刘鸿生抵沪后,受到了陈毅市长和上海各界人士的欢迎。

  刘鸿生回上海,看到所有工厂都恢复了生产,十分高兴。在他的经营下,经两三年的努力,大部分工厂的生产都得到迅速发展。如上海水泥厂“象”牌水泥,1953年月产量达到1.8万吨,创历史最高纪录;章华毛纺织厂“鹦鹉”牌呢绒大批外销,国产毛料首次进入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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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鸿生曾先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分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并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务委员及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囯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常委兼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副主任委员以及定海(舟山)旅沪同乡会会长。1953年刘鸿生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常委。他在会上表示:要争取将自己所有企业第一批申请公私合营。国务院发布《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后,1956年,刘鸿生将资产总值2000万元的企业,全部实现公私合营,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实业巨子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他说:“我是一个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双重压迫下挣扎过来的人。我的创业史,是一部经过迂回曲折尝遍辛酸苦辣的历史。我的全部理想,只是为了发展民族工业。我总希望把我的企业一个变成两个三个。可是在旧社会经常碰得头破血流,经常有关门停业的危险。现在共产党来了,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工业化的、富强的国家就要在我们面前出现,这正是爱国的民族资本家所向往的道路……我感到的只有骄傲和幸福。”

  1956年10月1日,刘鸿生因心脏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69岁。

  (选编自舟山文史资料《文史天地》)

责任编辑:舒良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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