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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故宫”掌门人:侯恺与荣宝斋

    作者:任冠英   信息来源:民建中央网站   发布时间: 2019年09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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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5月底,我在民建北京市委换届会上,遇见了曾经的委员级顾问侯恺。之前,我就对他心存敬仰。侯恺,1922年出生于山西左权县(原辽县),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共。先后在革命根据地政府和军队中做宣传工作,在鲁迅艺术学院受过美术熏陶。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国家出版总署牵头成立了木印科,任科长。1950年,入主荣宝斋担任经理。1953年加入民建,曾任民建北京市分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民建北京市第一、三、四届委员会委员。1985年离休,2015年2月14日在京逝世。他是百年沧桑的荣宝斋历史上任职最长的掌门人之一,也是目睹了荣宝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兴衰变化的见证人之一。

      “土包子”入主荣宝斋

      荣宝斋坐落在北京市和平门外琉璃厂西街,前身“松竹斋”,始建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1894年取“以文会友,荣名为宝”雅意更名为荣宝斋。荣宝斋主营“文房四宝”,兼营中国传统文玩字画,并在店外组合了承印“诗笺”“信笺”之类的文化用品。1933年至1934年间,荣宝斋延续木版水印技术,印制出版经鲁迅、郑振铎搜集编成的《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从此名声大振。

    今日荣宝斋

      日伪统治时期,荣宝斋饱受摧残,业务萧条。新中国成立前夕,已奄奄一息,行将倒闭。1950年初,为挽救残局,荣宝斋经理王仁山多方求援,经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介绍,出版总署负责同志毅然决定投资接办。年仅28岁的出版总署木印科科长侯恺被派到荣宝斋,作为公方代表担任经理。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出生入死的侯恺即使对做生意一窍不通,仍然服从命令来到荣宝斋,一扎就是36年。

      1950年10月19日,作为北京文物界最早实行公私合营的私人企业,“荣宝斋新记”开张。合营之初,侯恺盘点了荣宝斋的家底:“存货纯属旧存滞销的陈底货,连破痰盂烂板凳都带上,总共折合现币也不到八千元。”最初两年,为了面向广大工农大众,侯恺把店堂里的古玩字画换成领袖像、连环画、新画报还有小人书,看上去一派新气象。然而,始料未及的是,荣宝斋新记却没能因此获得新生,经济上一度陷入困顿。老舍来店参观时说:“我看这不像个文化老店,很像个杂货铺,就缺油盐酱醋茶了。”员工背地里开始说一腔革命热情的侯恺,就是个“山沟里爬出的土包子,什么都不懂”。侯恺开始对自己的经营方针和内容产生了怀疑。“在派驻荣宝斋之前,我在出版总署工作时,衣食无忧,每个月的薪金是120万元(旧币),在当时就是高薪了,可来荣宝斋以后,整天为店里不景气愁得慌。”一筹莫展的他经常一个人跑到天坛祈年殿前的石板甬道上仰天苦思,愁得面容憔悴、头发灰白,俨然一个老气横秋的小老头。

      “活文物”与“绝活儿”

      革命军人出身的侯恺,不允许进入新社会的荣宝斋在自己手里垮掉。他骑着辆破自行车到处奔走寻找出路,四处访贤问友,发动群众献计献策。经过二三年的摸索,在主管部门领导和文化界名流的启发下,侯恺逐渐明确了荣宝斋的发展方向:荣宝斋不是杂货店,它为工农兵服务,是间接的,即通过古玩字画,展现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悠久历史、灿烂文明。于是,荣宝斋的办店方针明确了,就是“以其业务所长,对内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对外增进国际文化交流。”

      1956年,中共八大确立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这时的荣宝斋恢复了一些传统商品,同书画家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在经营历代书画和文房用品之外,侯恺带领职工们刻苦钻研、反复试验,先后成功复制徐悲鸿的《奔马》和齐白石的《白茶花》等当代名家画作,1954年开始临摹复制历代古画。其中的经典作品作为礼品赠送给国际友人,也为世界众多博物馆和收藏家竞购和收藏,从此蜚声海内外,荣宝斋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50年代,周恩来总理、陈毅元帅将木版水印《簪花仕女图》作为国礼赠送给缅甸总理吴努

      复制品中最著名的是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由荣宝斋1959年筹划、1979年完成,雕刻木版1667块,套印6000多次,使用了与原画完全相同的材料和珍贵颜料;《韩熙载夜宴图》只印制了35幅,其中一幅被故宫博物院珍藏,标志着雕版印刷术发展到了巅峰,也为荣宝斋的木版水印作品带来了“活文物”的美誉。2006年,荣宝斋的木版水印,进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装裱修复是荣宝斋的另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为荣宝斋的“绝活儿”。1959年,荣宝斋组建了以装裱大师张贵桐为首的实力雄厚的装裱车间,不仅承担着新古书画的日常装裱工作,还在拯救抢修损毁十分严重的古代经典书画方面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打造“民间故宫”

      为了充分发掘和展示我国源远流长的绘画传统,侯恺在荣宝斋原有藏品的基础上,提出创办《中国绘画的源流与发展》大型展览这一宏大构想。他广泛收集散失于民间的历朝历代书画原作,将国宝级文物送交故宫和各地博物馆,同时将多余藏品拿回来分批举办画展,对有些作品则复制出版销售,取之于民,服务于民。

      1964年荣宝斋从一个东北青年处收购了一批国宝级的文物,共37件清宫散佚的国宝,其中就包括北宋米芾《行書苕溪詩卷》等宋元名迹八种!其中有苏轼题李公麟的《三马图》题跋、北宋范仲淹《师鲁二扎》的残缺部分等国之重宝,宋代书法名家米芾的代表作《苕溪诗卷》也赫然在列,这些都是可遇不可求的稀世珍品。荣宝斋把这批国宝无偿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为它们寻得了最终归宿。

      故宫等文物单位藏有一些旷世奇宝,如唐代的《簪花仕女图》、五代的《韩熙载夜宴图》、宋代的《清明上河图》等,独一无二,世人难睹其芳容。为此,侯恺提出由荣宝斋组织画师、技工复制这些名作,以期有更多的人更方便地看到它们。这提议得到故宫博物院和辽宁博物馆的支持和允诺。他们提出,要复制就复制两幅,荣宝斋拿走一幅,留一幅供故宫展出,而真品则收藏起来妥善存之。

    丹麦女王及亲王阁下参观木版水印《簪花仕女图》

      在筹备《中国绘画的源流与发展》大型展览过程中,荣宝斋先后收集到宋代到现代的名家书画作品千余件,木版水印技艺也在不断探索中日益精进,由起初只能复制盈尺小幅发展到复制丈二尺幅的大张巨幅,由纸本发展到绢印本。在这一过程中,荣宝斋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取得了双丰收,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国绘画的源流与发展》展览被迫流产。然而侯恺和他的同仁们为此收集、复制的大量作品,却成了荣宝斋的“镇斋之宝”,荣宝斋因而获得“民间故宫”的称号。

      甘做“店小二”

      侯恺常对人说:“我一辈子就是个‘店小二’。”

      荣宝斋的宣纸韧而润,堪称上品,这是侯恺千里迢迢从安徽泾县求来的。1952年,侯恺三下安徽泾县,深入宣纸生产第一线调研,细心了解宣纸生产的全过程,寻访曾经从事过宣纸生产的地方手工艺人,组成联营,进行选址、恢复生产。回到北京后,马上向国家写了扶植泾县宣纸生产并由荣宝斋包销的报告。在荣宝斋的推动下,国家派出专家经过不断研究改进,历时五年之久,终于复活了宣纸的生产。许多年后,当侯恺再次来到安徽泾县时,这里的宣纸生产已经发展成集团规模。他们说:“没有荣宝斋的指导与支持,就没有泾县宣纸业的今天。”

      荣宝斋经营的毛笔,从狼毫、羊毫、紫毫到蝇头楷毛锥、斗书椽笔,很多都是从湖州定做。当年侯恺了解到,制作毛笔缺乏优质狼毫是因为我国东北的黄狼皮大量出口,而制作毛笔却需要从国外进口黄狼尾巴。每买进一条尾巴,要花费出口几条黄狼皮都赚不回的钱。侯恺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了这一情况,中央十分重视,及时与吉林省委联系,这才保证了狼毫的供应,使湖笔的生产得到发展。

      侯恺不仅是荣宝斋的创业者,更是书画界的知心人。他常说,“荣宝斋是一个经营单位,它离不开书画家的支持。我们对待书画家的态度,不是单纯的客户之间的态度,而是像朋友一样,他们有什么困难,我们都能给予支持和帮助。”而且“要想把经营工作做好,首先要把服务放在第一位。”当年的荣宝斋几乎成了北京和外地来京画家的会聚之所。很多著名书画家来北京不住饭店,就住在荣宝斋;由于卖画不容易,大多数画家都比较贫困,荣宝斋逢年过节主动派人到他们家里收购作品,让他们能过个好年;还经常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满足书画家创作所需的用品要求。1959年,荣宝斋承担了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的物质保障和装裱工作。画家傅抱石在创作中缺什么东西,总说:“家里拿去。”人们问:“你的家不在北京呀?”傅说:“‘画家之家’荣宝斋嘛!”从老一代齐白石、徐悲鸿、郭沫若、傅抱石,到新生代启功、董寿平、黄永玉等等,侯恺敬重画家、推崇画家,成了书画艺术家的“知音”。

    20世纪50年代初齐白石与荣宝斋经理侯恺及职工亲切交谈

      从1950年的5月直到1985年离休,侯恺在荣宝斋掌门36年。

      36年创业奋斗,侯恺一心扑在荣宝斋,历尽千辛万苦,恢复并发展堪称绝技的木版水印技艺,逐步把一个举步维艰的企业,变成一个饮誉海内外的艺术殿堂。他的一生对保护国家文化遗产,向世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责任编辑: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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