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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援藏生活

    作者:徐华贤   信息来源:民建中央网站   发布时间: 2018年08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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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记:徐华贤,江苏张林芳律师事务所律师,2012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2009年,司法部开始实施开展 “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行动。此前,常州一位名叫朱山的律师代表江苏省司法厅参加了此项行动,他所提供法律服务的西藏山南市桑日县为无律师县,朱山在2016年8月援藏计划到期后,因有案件未结,主动申请延期1年。11月底,朱山突发疾病导致多脏器衰竭,生命垂危,经抢救苏醒后,送回常州继续医治。尽管恢复良 好,朱山已不适合入藏。这时,徐华贤请缨,接替朱山继续完成在藏区的工作,主要是完成朱山至2017年8月的志愿服务任务。之所以接过这一棒,徐华贤说,自己在律所一直受到责任和奉献文化的熏陶,更深受朱山律师援藏无私奉献精神的鼓舞。听说徐华贤要援藏,家人的顾虑颇多,徐华贤耐心说服了家人,让家人知道这个决定经过了深思熟虑。徐华贤说:“援藏律师有一定要求,刚入职的年轻人去不了,资历够的律师都是‘上有 老、下有小’;家里的‘顶梁柱’离开几个月甚至更久,对于任何家庭都不容易;相比之下,我的父母身体好,孩子年龄也大了,我自己身体健康,客观上我的条件适合去援藏。”)

      西藏,这片远离尘嚣的净土,触手可及的湛蓝天空,像哈达一样飘逸的白云,绵延不断的群山……这就是传说中“眼睛上了天堂”。

      这是我援藏山南市桑日县的第32天,不知不觉中已经来藏一个月了。从刚到藏区身体略显轻度不适,到现在逐渐适应高原生活。同时,这一个月中援藏工作也已经有条不紊地开展了起来。粗略统计了一下,已经参与调解民事纠纷3起、向相关单位出具法律意见书3份、代书诉状1份、帮助咨询群众计算赔偿清单1份、接待群众法律咨询数十次,走访了桑日县辖下的乡镇等等。在处理这些法律事务中,在藏区开展调解工作给我带来了特别不一样的感受。

      2017年5月25日下午4点多钟,桑日县公安局局长、政法委书记郭林突然来电话,说有事找我去协商。放下电话我立马赶至郭书记的办公室,县里的常委副书记王书记也在,还有县法院民庭的正副庭长,人社局的局长。想来是发生了较为紧急或者重要的情况了。

      原来是有30多位农民工因为老板拖欠工资127万集体到山南市和桑日县政府上访。

      水利水电十局在桑日县建设一个发电站,工程由华电公司中标,华电公司将该工程转包给川南公司,川南公司又将劳务分包给一个叫邓英的个人,因邓英与周志为同居关系,实际施工中又是周志通过彝族朋友介绍,再次把劳务分包给彝族人马青,马青随后召集彝族老乡来做工。周志和马青约定按工程量来结算工资的,而马青则和老乡说是包吃包住最低9000元/月,按月结算。

      5月14日工人们因为被拖欠工资开始停工,30多个农民工工资算下来有127万之多,要求周志与川南公司支付,而川南公司认为按工程量算下来工资只有39万元,由此产生纠纷。

      了解基本情况后,我建议以维稳办的名义成立联合调查小组,去现场进行核实调查,能处理当场处理,不能处理回来向县委县政府汇报。

      王书记接受我的建议,成立调查小组,由公安、人社、信访、司法、安监组成,我是司法的唯一一个以律师身份参与该案件的调查组成员。

      因涉及人数众多、情况紧急、社会影响大,会议结束后我们立即就赶往增期乡的工地现场,警车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高速行驶,一边是陡峭的高山,石头悬在半空,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一边是奔流不息的雅鲁藏布江,深不可测。我的心也吊在半空中,感觉不得安放!

      在高原崎岖山路上行驶,显然不是一般的体验,一路头晕脑胀,胃里翻滚不断。60多公里的路,靠着一路警笛、一路超车,也用了一个多小时。坚持吃了点晚饭后,我们便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工作,对农民工和承包人、分包人进行了分别的询问。我审查了总承包合同、分包合同,我发现周志和马青之间没有书面合同,按工程量来计算工资是口头约定;提供劳务的农民工与分包人马青之间也没有书面的劳动合同,都是口头约定;周志不清楚马青和农民工之间的约定,川南公司更不清楚,按工程量核算下来的工资只有39万,现在让川南公司与周志支付127万的劳务工资,他们肯定不答应。

      核实清楚情况后,对于如何解决这次上访事件,我个人建议是尽可能促成双方调解。为此,我们分头进行调解工作,对于川南公司和周志我指出了这样几点:1.对于上访事件的发生,川南公司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劳务发包人,把劳务分包给邓英,但没有尽到管理、监督的义务,导致实际承包人发生了变更都不知情。2.虽然分包合同中约定要求承包人与农民工签订用工合同,但是川南公司在承包人实际施工中并没有切实地监督合同的签订情况。3.实际承包人周志对此也要承担责任的,再次转包应当是违法转包,对于与农民工签订合同的事情也没有进行监督,平时也没有管理。4.对于工程劳务工资核算只有39万,并不是审计单位的核算数据,也不足让人信服。在我的工作下,川南公司和周志对于工资数额同意上涨,但是认为支付127万是不现实的。我想想公司松口了,这边工作就相对好做了。

      因为农民工人数众多,最终说服他们推选了3名代表来表达他们的诉求。代表对于工资数额丝毫不肯让步,总以“我们不懂法,我们是老百姓,我们提供了劳动”这样的理由要求全额支付,更有甚者上升到少数民族的行为习惯上,认为彝族人说话就算数的,不需要签合同,彝族人出来打工都是包吃包住的,没有什么按工程量计算工资的。说服工作非常艰难,从晚上沟通到第二天天亮,一直就工资数额不肯让步,调解工作进入僵局,举步维艰。我建议先告一段落,把沟通的情况作份笔录,让双方签字按印。虽然没有一次调解成功,但对工作也算有一个交代。

      我已经20年没有熬夜了,这一熬就是一通宵。26日上午回到桑日县城,头晕,恶心、四肢无力,感觉高原反应又有些上来了。

      5月27日,司法局的索朗多布杰书记电话联系我,告诉我说调查小组准备再下去调解一次,考虑到我的身体情况,索朗多布杰书记让我在桑日县和他们保持联系,有法律上的问题进行电话沟通。我在县里接到索朗多布杰书记的电话,说基本上调解的事宜差不多了,把基本意向告诉了我,我将这种意向梳理成具体的调解协议内容,在电话中一一告知索朗多布杰书记,并将签署调解协议过程中留存身份证、本人签字加摁字母印等注意事项一一提示到位。最终,这样一起索要拖欠工资的信访案件,经过我们的不断协调努力,以110万调解结案。

      信访案件顺利调解,我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在这里做律师不仅要懂法律,更要懂协商调解;要了解农民工的特性,更要了解少数民族的习惯,最后离不开的还有坚强的体魄和顽强的意志!

      援藏法律事务虽然繁琐,但给我的律师生涯带来了新的感悟和体验,相信这也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也相信通过我们不断地努力,终会将法治理念和意识根植在藏区人民的心中!

      (注:文章中涉及的单位及人名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彭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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