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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成长:草根经济学家是这样炼成的

    作者:崔吕萍 王卓   信息来源:人民政协报   发布时间: 2018年07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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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根是他的标签,也是他的态度,“未来要仍从生活出发,用好知识和话语权,更主动和充分地,融入更好的新时代。”

      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杨成长,这些年最爱去的地方是菜市场。顶着国内首屈一指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的光环,这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并没觉得生活的构成要素有什么变化。因为要长期对宏观经济保持高度敏感,要通过大势研判创造利润,杨成长越来越觉得,菜市场是个能检验经济生活冷暖变化的地方。

      张嘴就“三驾马车”、全要素生产率、就业率、供应链……一句话里带上三五个英文单词,一手握着企业财报一手捏杯美式咖啡,眼睛里只有天花板。这可能是不少人眼中经济界人士的“人设”,但不是杨成长。

      杨成长什么样?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他与生于同时代的人有着许多相近际遇,他说人生有过遗憾、蹉跎、迷茫,也有过搏击、突破、惊喜。如今的杨成长侃侃而谈、务实平淡。他觉得,现在的日子很幸福,过去想都不敢想。

      1978年,15岁的杨成长考上了安徽省肥西县师范学校,正式以中专生身份,从那个儿时印象里水面开阔、禾苗翠绿肥壮,而实际上异常贫穷的农村家园,走进县城,走进社会。

      至今算来,杨成长向社会要学问的岁月,刚好走过40年。

      知识,际遇,选择

      最好的初中毕业生去上中专学校,反倒是成绩中等甚至一般的学生,继续读着高中。今天无法被理解的选择,在40年前却是极为务实的决定。

      1977年,中国迎来高考改革;1978年,中国迎来中专改革。对于试图用知识改变命运的农村少年杨成长而言,他只有几个月复习时间,用来报考毕业后就能捧上铁饭碗、转成城镇户口的中专,两个热门专业让他的选择有点骑虎难下———一是考交通学校,出来能当人人羡慕、特别是男孩子羡慕的司机;二是粮食学校,对于祖祖辈辈靠天吃饭的农民而言,分到与粮食管理相关的单位,别说是铁饭碗,就是金饭碗也抱上了。

      但冥冥之中的安排,打乱了这个少年的如意算盘。那是一个以你考的离家有多远来衡量你能力有多大的年代,而杨成长最终被离家最近的县城师范学校录取了。未来,他最有可能的归宿是小学或者中学里的教师。

      无论别人是否说过,至少少年杨成长心里曾经否定过自己。更让他觉得迷茫的,是那些成绩一般、上了高中的学生后来能顺利考大学,他是优秀的中专生,却与大学失之交臂。

      今年,肥西师范学校专门为杨成长这一届毕业生搞了场入学40年同学会,很多毕业之后就不曾再见的同学重新聚到了一起。在他们和自己身上,杨成长总结出不少人生感悟。而在当年,那些无法以正常渠道考大学的人:一部分后来下了海,用财富改变了命运;一部分真的如愿抱上了所谓的“铁饭碗”,也由此承受了时代的挑战。

      中专毕业,成家立业,到学校任教,业余时间到县里的新华书店找书看,半工半学,以一种常人无法理解的学习精神,以发挥自身最大想象力去接近那些抽象的逻辑。抓紧一切机会“自我求学”,把安徽省图书馆当作第二课堂,数年苦读。际遇最终向勤奋者伸出橄榄枝,杨成长以中专生学历考研,成为上世纪80年代西方哲学硕士,90年代经济学博士。

      股票,菜市场,花裙子

      过去40年里,杨成长的地理坐标发生过三次大的变化,从农村到县城、到省城、再到直辖市上海;而如果说到人生的坐标,杨成长身上还曾有过另一个标签———没考博士之前,他已经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当时,朴实的父母怎么都不能理解儿子的选择,堂堂大学老师,怎么读了博士反而要到企业去?眼看着抱上个铁饭碗,怎么又不要了呢?

      “你怎么去证券公司搞研究了?”40周年同学会上,因为人生纬度的变化,多年前的同学对杨成长的生活轨迹充满好奇。

      这一问恰恰问到了点子上。如果说1997年去到证券公司工作是来自农村的杨成长在谋求一份能“大大缓解经济压力”的收入,也愿意为此做细致的观察和精准的判断,进而给投资者带来真金白银的收获,那么,随着从研究员、经济学家到首席经济学家的职务变化,杨成长对宏观经济研究这份工作的理解也在深入,透过经济数据,可以看到社会民生之变,他在这份工作中找到了归属感和乐趣。

      “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有大的格局,证券公司的研究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基于市场来做研究的,而高校的研究更侧重于学术学理。比如同样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政府研究团队的出发点是研究政策,高校的研究有点比较学的意味,而我们的研究就是要细到对各行各业,换句话说,我们的研究是草根式的,扫街式的,但这样做更接地气。”杨成长也因此被很多人称作草根经济学家。

      草根的研究也得有方法论。杨成长的认识是,就是把最艰深的东西化为浅显易懂,要让没有任何经济学基础的人,能从实际生活角度出发,尽可能多地理解经济运行的规律。

      比如,杨成长经常会被大爷大妈问到一些经济学概念。一次被问到什么是产业集中度,杨成长反问,如果他们到超市里推着车买东西,什么好选什么不好选?答案很快就有了:牛奶家电都很好选择,因为产业集中度高,大家很容易挑选品牌;但对于品牌集中度没那么高的大米杂粮,就需要自己判断品质,花时间甄选。由此及彼,所有的行业都是如此,有一定之规,不像一些“用概念解释概念”的研究者所说那般云里雾里。

      但作为经济学家,要把宏观经济这点事看透,光拿超市说事还不够,杨成长说,你还得去逛菜市场,走城市巷弄。

      开会、调研,杨成长一年到头在办公室里坐着的时间很少。每到一处,如果找不到人,熟悉他的同事一准儿知道,他又走大街穿小巷,找生活味儿浓的地方去了。

      “不管到哪儿,我都喜欢到菜市场看看,从菜品供应的角度看,我国在丰富菜篮子这件事上花了不少心思,菜市场也搞得不错。从供需关系的角度看,让价格在合理范围内波动是根本。那会儿说什么‘姜你军’、‘蒜你狠’,后来姜蒜产量丰收了,市场价格自然就降下来了;从市场信誉的角度说,过去菜市场缺斤少两时有发生,现在一台来自第三方的公平秤解决了所有问题。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菜市场从来都保持一种平衡状态,既不短缺也不过剩,运作机制非常灵活。其实,很多市场的交易原则也是这样的。”

      比如股票市场跟菜市场,在杨成长看来就没有什么本质不同。菜市场里有人卖有机大白菜,价格很贵,普通大白菜卖1块钱一斤,它就要卖到5块钱,即便说得再好,一般百姓还是不会买。而在股票市场,股票的质量不能像大白菜一样,要么看得到质量,要么有价格杠杆做参考,由于信息披露很多时候不能让老百姓看懂,再加上有人爱投机,就会导致你买到手的股票未必如你所愿。所以,在杨成长看来,让股市更成熟的关键,还是要让最普通的投资者能够看懂那些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能够明白哪句话对应着企业有可能出现的什么问题,就像买白菜,如果真的有人就想买有机的,也同样能买到一样。怕就怕,你按有机白菜的价钱买的这只股票,最终发现,它可能就值剩菜的价。

      无论多深奥的宏观问题,草根经济学家致力于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找到答案、总结出规律。经世济民,这是杨成长的信条。

      几十年的上海工作经历,杨成长对里弄文化感触颇多,每次出差到北京,他也会在纵横密布的胡同里,以一双经济学家的眼睛去寻找生活启示:在相对集体化的生活模式下,没门没户的垃圾是怎么处理的,厕所怎么布局,老院子里的空调外挂机如何安装,这些问题都很实际,也都能以小见大。“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城市里最不缺的就是高楼大厦,但微观治理体系的建设如果跟不上,同样会影响甚至拖累宏观布局,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警觉起来的问题。”杨成长类比说。

      既要维护研究的严谨性,更不能忽略与实际的结合,在杨成长看来,经济学家研究的不是一部割裂的社会进化史。

      “没有哪个经济问题是独立存在的,就好像女孩买裙子,她们的偏好可以用审美倾向、实用性来判断,但在购买这条裙子的一刹那,是什么支配着她?其实原因很复杂,这里有心情状态、营业员的态度、社会约定俗成的价值逻辑,这些考虑都会影响最终的决定。”

      由此及彼,杨成长认为,经济也是个复杂的构成体,很多时候,要先于经济行为来研究经济动机。这就要求经济学家的分析研究更接地气,符合实际,要有多维的视野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社会的经济活动和政治文化情感活动也是交织在一起的。多视角去审视,才能还原经济活动的本原。我们把经济活动从人类活动中抽象出来,形成了经济学,还应该学会把经济活动放回到人类的现实活动中去。”

      文史哲,中医,社会预期

      上世纪80年代的国内,经济学这门学科并不存在。十年浩劫,让很多爱读书的年轻人,一拨投身数理化,一拨盯紧文史哲,杨成长属于后者。

      至今,杨成长还能回忆起很多篇当年登在《收获》上的小说。对于他所代表的这拨人而言,文学是滋养心灵的宝贝,几千年中华历史是思考根植的深厚土壤,康德、弗洛伊德也一度是了解世界的窗户。

      独特的学习和成长经历,使得杨成长在分析和研究经济问题时,尤其能够坚持多维观念。

      谈及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有人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后的新长征路充满期待,也有人为眼下的一些难题感到不安。

      “形势很复杂、很严峻,但回看过去,什么时候没有问题呢?”

      结合历史规律,从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而不只是看到大象身体的小小一个区块,这是杨成长的态度。

      “从历史纵深来看,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们的经济发展爬坡过坎,GDP增速超10%时,我们也并非一帆风顺;在GDP调整到现实情况时,各行各业同样充满希望。但无论哪种时刻,与时俱进都是主线。”

      对于进步,杨成长有最直接感受。

      杨成长的家乡肥西县,也是中国土地制度改革最早的地区之一。杨成长至今记得那一年的大旱,地里基本颗粒无收,上面要求补种庄稼,但没有水,洒下的种子都会干瘪,农民也没干劲。后来,地方上决定,把补种耐干旱的荞麦干脆包产到户,农民种地一下子有了热情,不仅在大旱之年实现了丰收,更让大家第一次有了为自己种地的意识,更影响了后来40年,中国经济的走势。

      与时俱进的参考值,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横向看,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各个国家在不同时期都会面临困惑,也会在一些领域刺破风险。纵向看,我国经济也存在着发展中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杨成长的观点是:要学会辩证看待,比如房地产价格调整这一话题,既要考虑人口数量对住房存在的刚性需求,也要考虑土地集约化使用的问题,片面对一个经济现象作出判断是不理性的。

      市场总会受到人们的思想预期影响,所以经济学研究工作者还要特别注意引导大众预期。在杨成长看来,这也是新长征路上,经济研究者要继续肩负的责任。

      “我们要引导大众的合理预期,不能反过来被一些情绪绑住手脚,比如中美贸易摩擦,很多百姓会认为这对我们影响很大。但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这种认识和思路就显得偏颇。制造业出口在我们制造业总量中占多少比例?从长期看,事件是否对我国工业发展存在倒逼作用?要回答好这些问题,我们要真正从丰富数据、分析方法、思考逻辑入手,引导好大家的预期,或者说是形成一种新的预期,而不是形成越转越大的不理性漩涡。”

      杨成长还担心着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宏观经济中的问题看不见摸不着,GDP的内涵外延是很抽象的问题,对于一个没有经济学基础的人来讲,很容易从单一数据入手,形成非理性判断。

      “在传播渠道日趋多样和即时的情形下,如何让大众脱离不合理预期,从而避免难以估量的市场波动,这也是很重要的事。”在杨成长看来,宏观经济与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家庭不同,不是一个个单一数据的组合。看待宏观问题有时候和中医望闻问切有点像,是间接和系统性的。一个人身体当下如何,远期可能会有什么问题,不是单看一个当下表征。

      投资花了多少钱,投资增长多少,都算得出来。但有多少投资是有效的,哪些投资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些要长期观察。

      消费也是一样,现阶段,你可以统计出商场、网店卖了多少东西,但服务性活动中的消费是无法准确统计的。

      进出口可以从海关看额度看增长,却无法明确解答每一个增长背后的为什么问题。

      借助“三驾马车”的独特性,杨成长想说的是,做多维系统性的理解,且风物长宜放眼量。

      话语权,平台,集体主义

      作为一名市场机构中的经济学家,说话,是一件必要且慎重的事。一句话可以引导投资者决策,也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波动损失。杨成长对自己的要求是,判断不明的时候寡言,需要说话时一定要“说到点上”。

      做报告的时候,杨成长不爱用PPT,甚至连底稿都没有就能出口成章,各种经济和社会统计数据都在脑子里,发言可以随时拎出成串的政府、银行、企业各类市场主体的数据和互相关系。有人说他勤奋,他更愿意谈责任———对问题认识理解有多深刻,提出的问题和给出的方案就能有多精准,对中国经济而言,这样的责任心越多越好。

      在政协平台亦如是。

      从上海市政协委员到全国政协委员,杨成长的感受是:对政府理解有多深,参政就有多透。

      “参政议政,首先对‘政’要有了解,政不仅是政治、政务,更具体地说,是政府怎么去管理经济、社会、市场的,政府部门是如何制定制度、行政运作和实现职能的,他们目前存在哪些问题,对解决这些问题有什么思路?对这些问题都要搞清楚。你不是给他们提意见吗,你对他们的酸甜苦辣都不了解,能提什么意见呢?”

      不仅是对参政议政的对象了解,还要对政协平台有了解。而这种了解,也一如他的草根经济学理论,要相信自己看到听到和经历的。

      政协平台的平等性,杨成长深有体会。“政协委员里有官员,有企业家,也有其他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的代表。但在政协,只有委员这一个身份,大家在一个平面上交锋、交流。”

      平台的多元性,杨成长耳濡目染。“不同身份背景的人在从不同的角度谈看法。现在没有一项政策措施是百分百正确和百分百有人拥护的。为实现决策效益的最大化,特别需要不同层次不同层面的人从不同角度来分析。比如房产税问题,房地产开发商、普通民众、税务人员和港澳委员都能从不同的面向分析。”

      政协平台的效率,杨成长历历在目。他扎根资本市场、立足金融机构的提案建议多次获得批示;先后参加过多项国家层面和上海层面的发展课题,推进相关问题解决;他参与的政协调研,也因为听得到有关部门的真话,研讨高效有力,最终提出影响政府决策的好建议……

      不过提及参政议政的热情本身,杨成长觉得,还是离不开自己的成长经历。

      “经历过改革开放,也经历过计划经济阶段,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就是集体主义观念。我们曾经的生活就是放牛、喂饲料,给牛轰蚊子、看牛棚……集体主义,是我们一代人根深蒂固的观念,也是我们的基本坐标。”这种集体至上的观念,也让杨成长对于社会、国家、公共利益,“从骨子里认为自己有义务责任”。

      旧路被甩在身后,改革开放进程中一切都在变,甚至从事金融行业20多年,杨成长也依然无法为金融下一个准确定义。

      上世纪80年代,人们理解的金融,核心问题是定价,发了工资就得买东西,因此大家讨论最多的是价格改革,关注价格学。当时,国内有很多价格改革研究所。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有了交易所,比如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人们理解的金融是为企业融资的工具。

      本世纪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对于金融的关键词有两个,一是房地产,二是互联网。未来,与金融相关的认知还将更加多元化。

      因为见证了变化,杨成长更能理解我们所遭遇问题的复杂和演变,也更能理解政府决策难度之大。“我已经有了很好的参与渠道,能让我把知识能量贡献出来,为政府的公共决策提供服务,这就够了。”

      ……杨成长的过去,被时代裹挟和改变,身上也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进步是时代的常态,也是他的常态。各种因素的化学反应,炼成了一个独特的草根经济学家。草根是他的标签,也是他的态度,“未来要仍从生活出发,用好知识和话语权,更主动和充分地,融入更好的新时代。”

    责任编辑:陈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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