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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次咸的正义精神

作者:赵宾   信息来源:民建中央网站   发布时间: 2017年0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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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出身在一个手工业家庭,童年丧母,平生开办实业,立志教育,乐于慈善,成为一位民主斗士,为“反内战、争和平”,与毛泽东书信往来,倍受朱学范、董必武、吴玉章称赞。他就是民建先贤黄次咸。

  黄次咸,名黄熙祖(1890年9月17日~1952年6月2日),四川省荣昌县(现重庆市荣昌区)人,曾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四川分会总干事、重庆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候补委员、民建重庆分会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民主建国会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委员,中国红十字会办公室主任。

  “以火点火,以爱爱人”

  黄次咸出生在“海棠香国”荣昌县高洞桥的一个手工业家庭,是家中次子,父亲黄宗沄(号黄晓峯),上有一个姐姐。

  1900年,年仅10岁黄次咸的母亲刘氏不幸去世。由于父亲是个行商,常年在外奔波又不愿续娶,家里无人照顾,黄次咸只好寄养在姑姑黄长英家。期间,黄次咸曾读过一段私塾。

  荣昌是“中国夏布之乡”。荣昌夏布是荣昌县的中国传统纺织品,因轻柔胜丝,避暑爽身,实为暑天衣料佳品而得名。据荣昌江夏文化研究会黄修彦《黄次咸传》介绍,14岁的黄次咸进入周洪顺夏布店当学徒,闲暇之余,自学了许多旧学典籍。3年学徒期满后,17岁到重庆龙门浩德泰隆织布厂学习轮机织布技术。学成后回荣昌集贤自办义昌公夏布厂,改手工编织夏布为轮机编织夏布,将夏布幅宽由2尺提高到5尺,满足了外国商家的要求,极大提高了荣昌夏布的知名度,荣获成都第二次劝业会头等金质奖章。四川巡按使陈廷杰巡视荣昌时,对黄次咸和他的织布厂非常赞赏,召集县里官员和商贾商议设置公司、招收股份事宜,并派黄次咸到成都劝业工厂培养技术人才。由于民国初期,四川内战不休,政局多变,致使实业举步维艰,黄次咸的夏布事业因此戛然而止。

  “当时,我在各种择业考虑,特别对于青年会以服务人群,改良社会为宗旨的号召,深感同情,并引起我对于青年会事业抱着一些理想,遂于1916年决定参加了成都青年会工作,倡导平民教育,从城市、工厂、院落以至于乡村,凡是失学成年男女和儿童,都是我的工作对象。”黄次咸《自传》载。

  黄次咸目睹了内战不休和政局多变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灾难,他和同时代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一样,思考着怎样改造这个社会,改变这种局面,毅然投身成都基督教青年会工作。

  当时,在读的平民学生达到一万零七百多人。他为发展平民教育不懈努力地工作,并为之兴奋和欣慰。由于他没受过正规、系统的新学教育,成都的一家报纸指责他“有什么资格从事教育工作,简直是不务正业”。为此,他痛苦过,他更为失学的青年和儿童而痛苦。

  为了更好服务于平民教育,黄次咸决定继续走求知之路。1924年,他以34岁的大龄考入华西协和大学。成都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赫利德怕他不再继续为青年会工作,劝他不去就读华西协和大学,许诺两年后送他到美国读书,他以自己是“无科学根本的人,到美国去读书,是很难得到实益”为由,婉拒了赫利德的建议。由于他自力求学,半工半读,1930年终于在他40岁时完成了学业毕业。学有所成,令人刮目相看,人皆赞许他大器晚成。是年,回成都基督教青年会任执行干事。

  1931年,黄次咸由成都基督教青年会调重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任总干事。当时,重庆青年会负债6000多银元,工作陷入全面停顿状态。面对这样的局面,他认为青年会既要在旧社会负起改良社会,教育青年的责任,首先就要有具体工作表现,争取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同情,才能有利于工作的发展。于是,他与同仁一道,第一步举办公民教育演讲会扩大影响,成功吸引了广大民众参与,得到了民众的重视和认可,打开了局面。

  在黄次咸的领导下,重庆青年会陆续开办电影院、中西餐厅、茶室、米厂、汽车修理厂、合作社、信用部等实业,不依赖国内外捐款和补助,全靠自立生产成功解决了平民教育经费来源问题。青年会创办了若干托儿所、小学、中学、国术学校、报童学校,其中一所托儿所和一所小学全免费,用于慈善,接济贫苦孩子。青年会经常开办文化补习教育、职业教育、妇女识字班、影音教育;并设立有图书馆、球场、游泳池等。

  1940年5月,现代职业教育家张伯苓会同顾毓琇、杭立武、黄次咸等人利用日内瓦世界学生专款管理委员会经费,发起组织“沙坪坝学生服务社”,“以协助学生救济,辅导学生生活,倡导学生自助及增进学生福利”。重庆青年会的平民教育工作卓有成效,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和赞许。陶行知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时,黄次咸在校址的选择、申请立案等方面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并为其募集图书900余册,救养和教育战时流浪儿童。陶行知在桂林创立生活教育社,即邀请黄次咸出任生活教育会的监事及重庆分社社长。1945年,在黄次咸从事青年会工作30年之际,陶行知《黄次咸先生服务青年三十年祝歌》“以火点火,以爱爱人,服膺基督,诚心事神”和《再祝黄次咸先生》“话要软说,事要硬办。百折不回,屡败屡战。救苦又救难,何止千千万。积三十年之功德,在人间创造乐园”,对黄次咸办平民教育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以期达到永久和平,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鉴于民族危亡,国难当头,1931年12月下旬,黄炎培、马相伯等在江苏发起成立的江苏国难救济会,致电卢作孚,吁请共同发起成立救亡团体。

  1932年1月23日,重庆救国讨论会正式成立。当天在重庆陕西街青年会举行成立会,与会的社会贤达、文化名流、商界领袖共23人。会上通过会员规约,推选卢作孚等5人为干事,康心之、陈碧涵为文书干事,黄次咸为庶务干事,谢琴生为图书干事,卢作孚被公推为总干事,全面负责会务工作。经卢作孚、黄次咸等运筹谋划,重庆救国会即行开展活动,发表救国通电,讨论救亡对策,宣传鼓动抗日,编发战事消息,报道救亡活动,组织开展募捐,支援前线抗战。重庆救国会的工作卓有成效,有力地推动了重庆的抗日救亡活动。

  重庆自1937年底成为中国战时首都后,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重点轰炸。为了战争后的重建,把重庆建成未来我国西南重镇,发展为国际城市,1939年10月9日,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一次大会第七次会议讨论通过了“重庆市建设期成会案”。参议会会长康心如以会长的名义聘请在城市建设各领域卓有成就的各界专家学者黄次咸、朱学范、胡汝航、傅友周等50人为会员。经过这些专家学者在大轰炸间隙数月间的努力,最终形成了《重庆市建设方案》,并于1940年4月1日召开的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二次会议上获得通过。该方案是重庆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全面建设重庆市的方案,在重庆城市建设与发展史上,则具有其开创性的意义,对重庆城市的建设与发展,起着引领、先导和促进作用。

  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在重庆举行谈判,经过43天的谈判,在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双十协定》签订后,小规模摩擦不断,危及协议的全面落实。黄次咸代表青年会向新华社记者表示“全国人民莫不盼望这次停战真正达到和平,如果十五天商谈不够,再来一个十五天,以期达到永久和平,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

  黄次咸在《我的政治立场》中说:“王立明、杨美贞、李德全、史良、章乃器、章元善、黄炎培、马寅初、邓初民、朱学范、陶行知、沈钧儒、冯玉祥、舒舍予、艾蒸、戴白韬、方兴严、陈巳生、陈铭勋、胡子昂、鄢公复、黄墨涵、黄佑南、张知辛诸先生,均系我的老友。”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成立。《黄次咸自传》载:“当旧政协会议在重庆圆满闭幕的时侯,我曾参加发起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因匪特策动凶殴民主人士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诸先生受伤,我是被推为慰问代表之一。自此,我开始对伪国民党这些卑劣手段感到更鄙视和愤恨。同时也感到这样专制政府是必然的要在人民面前垮台的!”12月20日,民主建国会第一次常务理务会议决“组织重庆分会筹备委员会案。”

  1946年2月18日,民建重庆分会筹委会举行第五次全体会议,决定2月24日举行民建重庆分会成立大会,并推选施复亮、黄墨涵、周焕章、辛德培、文艺陶、黄次咸、余其心7人为重庆分会成立大会主席团成员。2月24日,民建重庆分会举行成立大会,施复亮、黄墨涵、黄次咸等主持大会。4月12日,随着国民政府迁都南京,民建总会迁至上海,民建总会在重庆成立了“四川会务指导员办事处”,委派黄墨涵、徐祟林、鄢公复、黄次咸为常务指导员,负责指导和协助重庆及四川的会务工作。

    为解决重庆分会的活动经费问题,曾采取“打会”的办法,由鄢公复与其他几位留渝的总会理事,各出二十块银元,还由民建重庆分会理事自认一部分,共凑足二百银元,交黄墨涵存款取息,用于开展会务;又利用黄次咸侄子黄相朝任“青年会”电影院经理之便,在每次换映新片时,捐赠电影票一、二百张,由民建会员分别包销,作为会费收入。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山城迎来了新生。1950年5月19日,根据民建总会批准,根据民建总会批准,民建重庆市分会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黄次咸被推举为委员,开启了民建第一个地方——重庆分会在新中国历史新的篇章。

  “正义精神,实堪敬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进入和平发展的时机。根据中国人民和平建国的愿望,毛泽东应蒋介石的邀请,代表中国共产党亲赴重庆谈判,并签订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但是蒋介石实际上根本不会放弃靠发动内战以维护其独裁统治的阶级立场,他是利用这个停战协定作为布置大战的幌子,欺骗人民。在赫然写着“坚决避免内战”的“双十协定”墨迹未干之时,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发出所谓的《“剿匪”手本》和“剿匪”密令,中国上空又密布内战阴云。

  1946年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召开,蒋介石又公然撕毁停战协定,扩大内战。6月19日,民建重庆分会徐崇林、黄墨涵、鄢公复、黄次咸、邓初民等发起“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签名运动,共有各界人士4271人签名。次日,《新华日报》用两个整版发表《陪都各界人士四千余人联名致电蒋介石主席毛泽东先生呼吁和平》签名人员名单。

  电文如下:

  蒋主席介石、毛主席润之勋鉴:

  抗战八年人民之血汗已竭尽,昔日富庶之区,已成灾荒之境,皆满目疮痍,白骨堆野,物价高鹭,民生凋敝,工厂停滞,工潮不息,交通梗阻,商业断绝,外货涌入,经济破产,甚至公教人员亦复罢工求救,惨象若斯,岂容重见战火!?此次争端系属政治问题,应以政治方式协商,并非警戎可以解决。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以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开诚布公,相互谅解,何事不可以协议成功。刻下仍属炮火连天,如不截止,长期混乱,国家民族之前途诚有不可想象者!心所谓危,如捣如焚!为此呼吁:(1)全面停战恢复交通,(2)协商期间不妨延长,(3)协商谈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始可实现国父奋斗之遗嘱,建设和平团结民主统一之新中国。冒死直陈,请布鉴察!

  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内战全面爆发。由此,国民党政府对国统区共产党员及反战团体、反战人士和进步人士的加强了迫害,国统区掀起了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主要内容的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潮。

  7月11日,[新华社延安七日电]重庆各届名流黄墨涵、黄次咸、邓初民等四千二百七十一人,前电蒋介石、毛主席呼吁和平。毛主席特于五日电复如下:

  重庆黄墨涵、黄次咸、邓初民等先生均鉴:

  奉读来电,甚佩卓见!坚持和平,反对内战,乃今日中国之惟一国是,敝党决秉此方针奋斗到底,尚祈一致努力,以期和平之实现。毛泽东谨复微

  8月6日,劳动协会周颖等38人被蒋介石特务机构拘捕,当时,黄次咸不在重庆,他立即派员探狱送食,并与民主人士和劳工组织一道声援劳动协会,迫使特务机构释放了被拘捕人员。黄次咸赠送释放人员御寒棉衣,联合17个社团举行欢迎劳动协会员工出狱大会。黄次咸不畏艰难、不怕威胁的正义精神,受到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朱学范的高度赞赏。

  今春,年逾古稀的黄次咸四子黄相民专程从北京赴渝,来到民建市委机关和民建成立旧址陈列馆,向笔者提供一些珍贵的史料,与之叙谈。

  1950年1月13日,首任中央人民政府邮政部长的朱学范向黄次咸致信:

  次咸先生:

  前劳动协会重庆福利机构,于一九四年年八月六日被蒋匪特务强迫接收。劳协工作人员周颖等三十八人同时被捕入狱。

  先生是特不避艰难,派人探狱送食。同人出狱时,并蒙赠棉衣,召宴欢迎。不畏当时匪特之威,寄予劳协同人以莫大之同情与鼓动。此种正义精神,实堪敬佩!数年以远未获通迅,当在重庆解放,先生来京,特具函问候并衷心谢枕!此致,敬礼!

  信末,朱学范除签名署日期外,并加盖上私人印章,以表示对黄次咸的尊敬。

  1950年1月,吴玉章为黄次咸题词“努力为人民服务!”1950年9月,董必武为黄次咸题词“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之下团结起来,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落款并亲切地称“次咸先生鉴”。

  1949年10月7日,民建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民主建国会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组织大纲》,黄次咸担任民建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委员。

  1951年1月至5月,民建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推荐黄次咸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今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研究院第三期第三班学习。同年5月,经董必武、吴玉章推荐,人事局将黄次咸分配到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任办公室主任,期间代表红十字会参加慰问团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2年,黄次咸因反对搞特权而得罪于他人,在“三反”运动中,诬指贪污,被关押于北京第三监狱,于同年6月2日被折磨逝世,是年62岁。1979年,党的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春风吹拂大地,历史还给了黄次咸的清白:当年就承认搞错了,档案有记载。同年4月5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行文恢复其名誉。一个“立场坚定,献身于社会和人民的社会服务事业者”带着不尽的冤屈结束了他短暂的人生,但历史不能忘记民建先贤黄次咸。

   参考文献:

  黄修彦《黄次咸传》

  黄次咸《我的政治立场》

  黄次咸《自传》

  民建重庆市委《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地方组织志》

  鄢宝璋《忆先父鄢公复》

责任编辑: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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