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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新政协民主建国会的上海人物

    作者:文、图/王昌范   信息来源:民建中央网站   发布时间: 2019年0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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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70年前,留下的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照片,其中有民主建国会正式代表、候补代表的合影。在合影的民主建国会人物中,上海人物以及与上海有联系的人物占了大多数。让我们穿越时空,回眸这些曾在上海这片土地上,为民主革命和经济建设做过贡献的民主建国会人物。

      民主建国会代表12名,候补代表2名

      

      1949年9月,出席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民主建国会代表:前左起:沈子槎、黄炎培、冷遹、杨卫玉、胡厥文,二排左起:章元善、陈巳生、胡子婴、陈维稷、孙起孟、盛康年,三排左起:章乃器、莫艺昌、施复亮

      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人们常常称它为“新政协”或“人民政协”,这是因为与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区别而言。1945年至1946年,为抗战后的和平建国大业,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以及各民主党派(民盟、青年党等)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人们称之为“旧政协”。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国外华侨积极响应,参加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1月30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9月1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正式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参加会议的有46个单位,当时还未称界别,因为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尚未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行使的是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责,那么,在称呼上,不称委员而是称代表。

      出席此次会议各单位代表,分:(甲)党派代表,14个单位,正式代表142人,候补代表23人;(乙)区域代表,9个单位,正式代表102人,候补代表14人;(丙)军队代表6个单位,正式代表60人,候补代表11人;(丁)团体代表16个单位,正式代表206人,候补代表29人;(戊)特别邀请代表75人。共计662人。其中党派代表中“民主建国会”有正式代表12人,按照当年的排序是: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施复亮、胡子婴、孙起孟、陈巳生、章元善、盛康年、冷遹、杨卫玉、沈子槎,候补代表有陈维稷、莫艺昌2人,合计14人。在全体662名与会代表来讲,占比2.11%。其他界别的民建成员或以后加入民建的政协代表还有40多人。

      代表平均年龄不到54岁,黄炎培年龄最大,盛康年最小

      民主建国会正式代表、候补代表1949年时如以虚岁计,黄炎培71岁、章乃器53岁、胡厥文55岁、施复亮52岁、胡子婴41岁、孙起孟39岁、陈巳生57、章元善58岁、盛康年36岁、冷遹68岁、杨卫玉62岁、沈子槎69岁,陈维稷48岁、莫艺昌46岁,14位代表平均年龄53.92岁,不到54岁。其中黄炎培年龄最大71岁,盛康年最小36岁。

      历史有巧合,黄炎培长胡厥文16岁,胡厥文长孙起孟16岁,他们3位都担任过民建中央主任委员(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时没有设主任委员,以常务理事领导会务,直至1952年7月民建第二次总会扩大会议才推选民建总会委员会主任委员,黄炎培任主任委员。1955年4月民建中央第一届委员会、1960年2月民建中央第二届委员会,黄炎培均选为主任委员。1965年12月21日黄炎培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8岁。实际上他担任民建总会和民建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时间是13年2个月。黄炎培逝世以后,李烛尘代理民建中央主任委员。1966年5月,那年胡厥文也是71岁,赴京任民建中央常务副主任委员。此时正值“文革”,民建停止活动。1968年10月李烛尘逝世。1978年2-3月间,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举行,胡厥文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厥文于1979年10月,当选民建中央第三届委员会主任委员,1983年11月当选民建中央第四届委员会主席,1987年12月辞去主席职务,被推选名誉主席。胡厥文实际担任民建中央主任委员(主席)职务时间是8年2个月。1987年12月,那年孙起孟76岁,接任胡厥文,当选民建中央第四届委员会主席,1988年6月、1992年11月,孙起孟当选民建中央第六、七届委员会主席,1996年12月孙起孟辞去主席职务,担任名誉主席。他实际担任民建中央主席职务时间是9年。在此罗列分析是为了说明,出席新政协民主建国会黄炎培、胡厥文、孙起孟3位代表从1949年到1996年主持民建总会和民建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时间达43年。

      民主建国会代表彰显经济界特色

      各民主党派都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和相应的社会基础,都有各自所联系的群体,这就形成了不同的界别特色。1949年9月,民主建国会出席新政协的代表经济界特色明显。

      黄炎培一般被人们认为是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但是他与工商界联系且深且广,他与营造商人杨斯盛,与纺织工业家穆藕初、顾吉生,与木业巨商朱吟江,与金融家钱新之……,黄炎培与工商界的联系数不胜数。章乃器曾是银行家,创办过中国征信所,港九地产公司。胡厥文曾创办新民机器厂,任上海市机器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施复亮长期研究经济理论,曾任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所主任。胡子婴在重庆李家坨工业区主持办理小学校、简易医院和消费合作社。陈巳生经营了许多企业,如平安轮船公司、关勒铭金笔厂。盛康年是开美科化学制药厂经理。沈子槎是绸缎业的翘楚。章元善办过报、经营过华北制革厂,后来致力于华洋义赈会。冷遹以从军、从政为主,但是曾办过黃墟农村改进区,三益改良蚕种制造场。从这些人物的特点可以看到民主建国会与全国工商界一样担负着参与讨论、制定《共同纲领》,尤其是讨论、制定《共同纲领》里经济政策的任务。

      《共同纲领》是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一部大宪章,它有代行《宪法》的功能。《共同纲领》共有60条,涉及经济政策的有17条,其中总纲、外交政策里各有一条涉及经济,经济政策有15条。如第一章《总纲》第三条写道:“……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再如:第七章《外交政策》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所以说,《共同纲领》涉及经济政策的共有17条。

      民建与工商界对于《共同纲领》的贡献可以从《黄炎培日记》里窥见一斑。1949年9月3日黄炎培这样记到:“林伯渠来,询对于人民政协种种意见。我建议三点:1、如何使每一代表得深切了解共同纲领及几种组织法的意义。2、如何使每一代表得有机会充分发表他的意思——大会发言较少,每人至少必入一小组,得在小组内发言,并得以书面(三言两语亦可)发表。3、如何保持全会始终和谐的空气。”黄炎培在日记所记的建议,后来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采纳。采纳的信息披露也可以从另一外民建代表的发言中得知。这位民建代表叫章乃器。章乃器在新政协会议的发言中说:“我们的共同纲领在筹备会里面经过了七次的分组讨论和大会报告,容纳了绝大多数的意见,最后才在筹备会全体会议里面很顺利地作为草案通过”。可以看出,黄炎培向林伯渠所提的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采纳。

      杨卫玉和施复亮

      为什么民主建国会代表有那么多的人物与上海有缘,这是因为上世纪30年代上海已经成为远东的国际大都市,工商业人才、教育界人才辈出,人杰地灵。在此选择杨卫玉和施复亮2位代表作一简要的介绍。

      杨卫玉(1888~1956),字鄂联,江苏嘉定人(今属上海市)。杨卫玉有多个贡献,比如:倡导女子教育、主持职教社事务、推动《延安归来》发行、组织民建上海地方组织、出任轻工部副部长。倡导女子教育,杨卫玉算不上第一,但是苏南地方女子教育他是有功劳的。辛亥革命后,兴办小学校施行新教育,杨卫玉任江苏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主事(校长),及江苏省第一师范学校、第二师范学校、苏州女子职业学校主事。1921年,应黄炎培之邀,杨卫玉参加中华职业教育社,任副理事长、总干事,杨卫玉因为长期主持为职教社工作,与黄炎培、江问渔一起被誉为职教社“三老”。杨卫玉推动黄炎培所著的《延安归来》发行,是指1945年黄炎培、冷遹等访问延安归来,他所编的《国讯》刊物联合10多家报刊发起“拒检运动”,杨卫玉秉笔写下了“拒检声明”,使得后来《延安归来》能够问世。声明中杨卫玉写下一句他人不敢说的话也不敢写的文字:“对于这个混账政府,我看了几十年,现在看透了”。再说他是民建上海地方组织的组织者,是指1945年12月,民建总会成立后,由总会推派杨卫玉来上海发展组织的。杨卫玉参加新政协后,1949年10月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轻工业部副部长。从杨卫玉在国民党统治下关键时刻几个事例可以勾勒出他人生道路上平凡而又明智的抉择。

      施复亮(1898┄1970)浙江金华人,原名叫施存统。施复亮与上海之缘,可以追溯的很多,在此选2段他在上海时间比较长的事例。一段是施复亮在上海大学教书时,1924—1926年9月,他在上海大学讲授“社会思想史”、“社会问题”和“社会运动史”等课程。另一段是民建总会在上海发展组织时,时间在1946-1949年。

      施复亮成名是他在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时,在《浙江新潮》上发表了一篇《非孝》的文章,有人描绘他写《非孝》“一挥而就”,原因是他写了自己已经思索了很久的问题。1919年春,施存统的母亲因过度操劳又缺乏营养,导致双目失明,还有其他疾病。父亲非但没有给她医治,而且时常打骂和虐待母亲。他的母亲去世时年仅45岁,这对施存统的刺激很大,他苦苦思索:传统文化历来主张“孝道”,“百善孝为先”。他思索:我爱母亲,可是父亲虐待母亲;我要对母亲尽孝,就要反对父亲;可是,对父亲同样要尽孝,我又不能反对他。恰在这个时候,《浙江新潮》向他约稿,所以,他的《非孝》一挥而就。他认为一味尽孝是不合理的,要以父母、子女间平等的爱代替不平等的“孝”。此文一出,舆论哗然,认为是洪水猛兽,是孔夫子的叛徒。由于文章通篇洋溢着对封建旧传统的反叛精神,施存统被迫离开学校,这就是引起轰动的“一师风潮”。正因为“一师风潮”,他与陈独秀、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周佛海等人有了接触,成为中共和团中央的早期人物。

      1945年12月,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组建后,施复亮当选为常务理事。在民建会创立之初,施复亮与章乃器的名字是连在一起的。他们均是经济学家,富于政治斗争经验;同是从浙江地方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负有盛名。但是,施复亮与章乃器,性格各有不同,章“刚”施“柔”。1946年2月震惊中外的“较场口事件”,施复亮是受伤最重的一位。他在伤痛中口述,让夫人钟复光笔录,写了一篇充满激情《愤怒的抗议》,发表在《新华日报》上,揭露国民党特务的残暴。4月,《新华日报》社被捣毁,周恩来指示施复亮离开重庆。5月他抵达上海,出席民建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10月22日出席民建理监事联席会议,被推为上海分会筹备委员。1949年,施复亮还担任民建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以及会员资格审查委员会、出版委员会的职务。从1946年5月至1949年10月赴京任职,施复亮再次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

      回眸出席新政协民主建国会的上海人物,可以窥见民主建国会早期对于新中国的历史贡献,同时,也可以看出党的统一战线的历史作用。

    责任编辑: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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