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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政党的诞生 ——从星五聚餐会到民主建国会

    作者:张皎 吴佳   信息来源:《人民政协报》   发布时间: 2019年07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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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建国会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 后排左起:章乃器 莫艺昌 施复亮 中排左起:章元善 陈巳生 胡子婴 陈维稷 孙起孟 盛康年前排左起:沈子槎 黄炎培 冷遹 杨卫玉 胡厥文

      星五聚餐会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金融、实业界人士适应中国经济社会现实条件和发展需要而做出的一个创举,是当时不多见的带有鲜明民族工商业者意识形态色彩的非常规民间实业社团。在长达20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星五聚餐会辗转各地,历尽艰难,产生了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并最终催生了中国民族工商界的政党———民主建国会。

      本文简要地勾勒了这一组织的演变过程。

      星五聚餐会

      根据曾参加上海工商界星五聚餐会的最初成员、后来成为“中国国货公司介绍所全国联合办事处”(简称国货联办处)管理股长的陈醒吾的回忆,星五聚餐会大概是在1928至1929年之间开始的。抗战前,上海厂商公会的组织有两个,一个是上海国货工厂联合会(简称厂商会),另一个是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简称机联会)。

      有一次在机联会大会之后,有部分委员尚未离场,其中有中国化学工业社总经理方液仙、美亚织绸厂总经理蔡声白、新民机器厂经理胡厥文、华生电器厂经理叶友才、中华珐琅厂经理方剑阁、灵生油墨厂经理陈醒吾等。当时大家都感到会场气氛不好,主要是无法解决对日本货倾销的问题。但由于事前没有准备,问题又很复杂,一时谈不出具体的意见和办法。

      后来,方液仙提议搞一个聚餐会,使大家多一些机会接触,逐步深入议论,希望可以从中谈出一些办法来。大家赞成这个意见,议定每个月最后的一个星期五共叙晚餐。后来征得机联会的全部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约共25人都参加。当时有一位委员表示愿做第一次东道主请客,其他的委员都赞成按年龄从少到老顺序当东道主。至于聚餐的地点、方式和丰俭都由做东的人决定,不拘一格。

      星五聚餐会最初的活动是大家聚会时交谈工厂的困难,主要是在日本货大量倾销下,中国的产品滞销,资金周转不灵;讨论如何通过相互合作求得解决。稍后,会员中偶有亲友由外地、港澳或国外来到上海,便邀请他们参加聚餐,请他们介绍见闻,也常常谈到日本货到处倾销的情况。

      九一八事变以后,曾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杜重远到上海。黄炎培与杜重远是故交,某日邀杜重远参加星五聚餐会。杜重远在会上介绍了抗击日军的经过,使星五聚餐会同仁深感钦佩。此时杜重远常常与机联会成员方液仙、蔡声白、胡厥文、叶友才等人接触。

      在一次聚会中,有人谈起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曾经说过:“在‘淞沪战争’中,不少工厂被毁,现多正筹款修复,未能正常生产;加以时局动荡,人心不安,市场萧条,因此银行资金不能充分运用,希望各厂想方设法迅速恢复生产。”张公权的这段话引起星五聚餐会同仁的注意,从而联想到如何利用银行的资金,把工厂的产品运到各大城市,与当地的大商店合作,设立专门推销国货的大型商店,用“中国人要用中国货”这个口号,发扬群众的爱国热情,对抗日本货的倾销活动。

      为了实现这个设想,星五聚餐会同仁公推方液仙等人去和张公权商谈。张公权完全赞同星五聚餐会同仁的设想,并表示愿在银行业务许可的范围内,给予优惠待遇。

      星五聚餐会在上海开始的时候主要是研究讨论问题,但是很快就开始进行提倡国货的实际工作。参加者以聚餐座谈的方式,商讨加强产、销、金融各界合作,改进国货生产和销售的有效方法。聚餐会由于形式灵活且适应了当时国货运动发展的需要,上海国货厂商和各银行负责人纷纷加入,参加者人数不断增加,逐渐达到数十人。

      由于聚餐会约定在每周五举行,遂定名为星五聚餐会。

      成为社团组织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民营厂矿掀起内迁运动,也有部分上海金融、工商界人士南迁香港,加上若干银行、厂商原在香港就有分支行或驻港办事处,一时间由上海迁港的银行(或分行)、厂商(包括办事处)达到30多家。其中包括商务印书馆、天厨味精厂、申新纱厂、大中华橡胶厂、新亚化学制药公司、五洲制药厂、美亚织绸厂、三友实业社以及中国、上海、交通等银行的香港分行。由于香港已经“成为上海与内地联系之中心,并为国内外交通之枢纽,星五聚餐会乃移港继续举行”。

      1938年5月20日,30多家迁港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代表在香港胜利酒店欢宴,这是香港星五聚餐会的第一次聚餐。这次聚餐会上,康元制罐厂香港办事处负责人阮维扬被推举为聚餐会总干事,还规定每星期五中午举行餐叙,以东亚银行901号为聚餐会办事处。到1940年4月19日为止,香港星五聚餐会员厂商由30家左右增加到60多家,其间每周集会从未间断。

      当1940年4月19日聚餐次数达到100次时,曾经举行盛大纪念会。会后香港星五聚餐会正式改组为中华国货产销协会香港分会,成为一个社团组织。

      抗战时期,大批工厂纷纷迁川,途中历尽艰辛、损失重大。他们不仅未得到政府的支持,反而受到通货膨胀、虚盈实税、管制平价、限制贷款以及征抽壮丁等种种摧残,无法维持正常生产、步步走向衰竭,濒临崩溃边缘的工厂,比比皆是。

      这使得一些迁川企业的领导者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如不团结起来,发挥集体的力量,将无以自存。因此,迁川工厂纷纷成立联合组织,如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西南实业协会、重庆国货厂商联合会、中华工商协进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小工厂联合委员会等等。

      迁川工业联合会成立于1938年4月17日,主要成员有章乃器、吴蕴初、亚浦尔灯泡厂经理胡西园、陈蝶仙家庭工业社的代理人庄茂如、冠生园冼冠生的助手徐佩镕、申新纱厂副厂长厉无咎、京华印书馆的沈云峰、重庆轮渡公司的张澍霖和中国国货标准铅笔厂的吴羹梅等人。他们几乎每个星期都在冠生园或章乃器的家中聚餐,延续了星五聚餐会的传统。席间,大家交流各厂的情况和有关信息,以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迁川工厂联合会的工作,以及为碰到困难的厂家出主意想办法。大家边吃边谈,气氛融洽又活跃。那时,许多有关工商界的新主意、新办法都是在这个小聚会中酝酿的,如设立新兵服务社,成立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倡议增值转资、简化稽征办法等等。

      1939年9月,西南实业协会成立,总会及四川分会均设在重庆。会址在重庆中四路98号,后迁至白象街新建的西南实业大厦(即后来民主建国会成立的地方)。1941年12月19日,西南实业协会星五聚餐会第一次会议举行。此后数年间这一聚餐会持续开展,到1948年总共达到300余次。到会者少则一二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参加者有民族资本家,国民党党政要员,金融、实业界人士,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人,社会贤达等。演讲者大多是金融、实业界、学界的专家、名流,演讲内容包括经济信息、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实业生产、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实业界存在的问题等。

      至此,星五聚餐会在抗战大后方进入到全盛时期。

      “为谋使一般人有饭吃”

      星五聚餐会不是遵照相关法规成立的正规形态的社会团体组织,也没有明文规定的宗旨。胡西园把星五聚餐会称为“一个声气相通的朋友聚会”。星五聚餐会发起者之一的史久鳌说:星五聚餐会名称是聚餐会,“实际上并不是为我们同人自己好吃饭而聚餐,其目的是为谋使一般人有饭吃”。星五聚餐会活动内容主要是包括聚餐、座谈和演讲:“每星期五举行叙餐会时,除会员间彼此叙谈交换着意见外,有时敦请专家演讲,增进同人知识。有时邀请国内各地的来宾报告各地情形,一方借此互通消息,一方可使各人的事业赖以改进。”这种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在星五聚餐会的各个阶段一脉相承,只是规模有所不同而已。

      就组织形式而言,星五聚餐会设有干事会,干事会负责安排聚餐、座谈、邀请演讲人等具体会务工作。星五聚餐会在上海初创时期的详细组织情况不明,在香港举办时期总干事由康元制罐厂香港办事处负责人阮维扬担任,刘履吉、陈南生为干事,并设有办事处。重庆时期的星五聚餐会由西南实业协会发起和主办,实际负责人是张肖梅,干事会由张禹九、陈叔敬、吴味经三人组成。

      聚餐是星五聚餐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聚餐的时间为星期五的中午,餐费由参加聚餐会的会员根据自己参加聚餐会的次数交纳。聚餐受到参加者重视的原因,在于聚餐实际上是为参加聚餐的代表提供了定期进行个别交流机会,通过聚餐时的个别交流,参加者既可以“互相联络,密切合作”,又可以相互“交换各人的经验和见解,来共同谋取一般工商业的改进及发展”。对于平日各自忙于经营业务、惜时如金,又需要彼此加强联系、沟通、交流以开拓事业的金融实业界人士,星五聚餐会的定期聚会无疑提供了一个最为方便的场所和机会。正由于此种原因和实际需要,“陪都实业界智识分子,无不以星期五的集会,为每个星期内最有意义的活动”。

      座谈有专题座谈会和普通座谈两种,是星五聚餐会的一项主要内容。专题座谈会主要针对经济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在中午聚餐结束后进行座谈讨论。在讨论出具体结论和办法后,会把这些结论和办法提供给会员厂商或政府经济行政部门参考,特别重大的问题还会联合各工业团体一道采取联合行动。除了上述这些专题座谈会外,星五聚餐会上还经常在演讲者进行演讲前后举行座谈,通过座谈交流意见,增进了解,加强合作。

      演讲是星五聚餐会一项具有特色的重要活动,1945年10月19日周恩来应中国西南实业协会邀请,在星五聚餐会上作了《当前经济大势》的演讲。胡子婴曾在《山城忆旧》一文中回忆:事先得到消息的人们便早早地进入会场。很快,会场爆满,连过道上、窗台边都挤满了听众,以至来迟了的人只好站在会场的门外边窗底下听讲。

      周恩来的这次谈话,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地、全面地阐述自己的经济纲领和方针、政策,折服了会场里1000多位听众,消除了陪都工商界长期以来对未来中国政治前途和对共产党政策所存有的疑团、困惑。尽管国民党对这篇演讲实行邮检,10月20日《新华日报》和10月30日《西南实业通讯》照例登载,公开报道发行。

      星五聚餐会的活动情况和座谈、演讲内容,在上海星五聚餐会的初创时期和香港星五聚餐会的发展时期都没有公开报道或很少报道,因此社会给予的关注很少。香港星五聚餐会举办到100次的时候,曾经举办了一个大型的纪念活动,邀请了上海、东南亚和内地的著名的金融巨子、工商界巨头、社会名流参加,并邀请《大公报》、香港和东南亚的报刊记者采访,纪念会还编印了《香港星五聚餐会百次纪念特刊》广为赠送,星五聚餐会开始逐渐为社会了解。

      重庆时期星五聚餐会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无论是专题座谈会的发言或是各方面人士在星五聚餐会的演讲,均由《西南实业通讯》编辑部进行速记,除了少数座谈和演讲内容由于涉及国家秘密不便公开发表外,其余全部按时间先后在《西南实业通讯》上刊载。而这些被刊载出来的星五聚餐会座谈会发言和演讲,很快就“成为读者最感兴趣之一栏”,重庆的报纸和杂志,也经常对星五聚餐会的情况进行报道,星五聚餐会在社会上的影响由此不断扩大。

    责任编辑: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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