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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田漫步

    作者:谢合勇   信息来源:民建中央网站   发布时间: 2019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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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的东南部,武夷山以西,南岭以北,这里山峦起伏,延绵不断,是典型的丘陵地貌。在丘陵的深处峡谷之间有一段开阔地带,这里就是古老的溪背村。说起溪背村许多人都不熟悉,但提到古田镇大家都耳熟能详。古田,因“古田会议”而扬名,“古田会议”因古田而得名。九十年前,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史称“古田会议”。

      今年是“古田会议”召开九十周年。阳春三月,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兴致勃勃地踏入了古田镇溪背村。这里青山绿水,群山环抱,置身其中,犹如站在秀美的盆景之中。环顾四周,远处山峦起伏,云雾缭绕,密布的云压下来看不到天的尽头。然而头顶却是蓝天白云,阳光明媚,如此独特的地貌和天气,似乎也在印证着古田的神秘和传奇。

      漫步在田间小道上,迎面是一片参天古木,环抱在古树中央的,是一座坐东朝西,白墙青瓦,飞檐翘角,庄重古朴的建筑。建筑后面的山林中高高的树立着“古田会议永放光芒”八个红色大字,格外耀眼。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古田会议旧址。

      踏着这片红色的土地,我信步走在“红军道”上,环顾四周,心潮涌动。“红四军阅兵场”虽不见昔日的金戈铁马却依然气势恢宏,“红军哨所”朴素却是那么神圣而庄重, “红军井”简单却似沉淀着历史的印记、诉说着峥嵘的岁月……我的目光定格在这片遗址上,思绪却穿越到中国革命艰难困苦的岁月中。

      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历史的紧要关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会议选举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和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去湘赣边界组织和发动起义。9月9日,秋收起义在湘赣边界爆发,后经“文家市变计”、“莲花转兵”和著名的“三湾改编”,起义部队于10月27日到达井冈山的茨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次年4月,由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史称“朱毛红军”。同时成立红四军军委,毛泽东担任军委书记。

      1928年5月,中共湘赣边界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毛泽东为湘赣边界特委书记。这样毛泽东就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派员、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红四军军委书记等身份,领导红四军的工作。

      由于红四军建立之初部队的组建较复杂,既有以农军为主的秋收起义部队,又有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南昌起义余留的正规部队,还有在平江起义的原国民党部队,还有在起义和会师沿途收集的各路农军,以及收编的盘踞在井冈山的农民自卫军等。各支部队在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上悬殊巨大,且各自还存在军阀作风、小农意识、土匪习气等,部队里经常发生矛盾和摩擦,甚至上升到武力相要或械斗。长久下来,难免造成红四军领导层之间也产生矛盾。主要表现在朱德和毛泽东之间存在一些分歧,如“本位主义”、“纯军事思想”、“极端民主”以及“流寇思想”等等。恰好在这时,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和中央特派员刘安恭先后来到井冈山。由于中央和湖南省委并不了解红四军面临的困难和内部存在的问题,做出了一些错误指示,特别是中央的“二月来信”,给红四军思想上造成极大的混乱,在一定程度上又激化了矛盾。

      如何解决好党对军队的领导,党和军队组织结构怎么设置,人事如何安排,红四军领导层中朱德、毛泽东、陈毅为此争论不休、互不相让,甚至从口舌争辩发展到笔墨之战。为顾全大局,毛泽东做了一定让步,同意撤销红四军军委,改设红四军政治部,政治部主任由刘安恭担任。但这没有彻底解决矛盾,大家一致决定召开红四军党代会来讨论这些问题。

      1929年6月22日,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会议由陈毅主持,会上大家辩论得更加激烈,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后,还是没有统一思想,大会对毛泽东和朱德“各打五十大板”,并通过了给“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的决定。在选举新的前委书记时,大多数前委成员既不选朱德,也不选毛泽东,而是选出了“中立派”的陈毅。毛泽东落选了,其在红四军已没了任何职务,加之其病情加重,最后黯然地离开了红四军。

      这段历史,想来让人唏嘘,恰已是晌午时分,我来到一家农家小院,院内干净整洁,简朴的“红色”装饰,倍感亲切,墙上有几个脱了油漆的木质相框,相框中挤满了发黄的烈士光荣证,其中有一张是1962年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的“光荣纪念证”。这一张张“光荣证”的后面有数不尽的故事和传奇。我让店家上了一套“标准”的红军餐,然后同店主聊了起来。店主知道我是从四川来的,激动地说红四军的朱德和陈毅就是你们四川人,我补充道,除了朱德、陈毅外,秋收起义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总指挥卢德铭、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刘安恭都是四川人。我和店主谈得很投入,一起追亿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告别了小院,沿着“会议”旧址方向的小道走去。漫步在小道上,我的思绪渐渐地平静下来。

      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后,毛泽东带着已有三个月身孕的妻子贺子珍离开了红四军,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陈毅也暂时离开队伍专程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前委书记一职由朱德代理,此时红四军工作全部落在朱德身上,其压力可想而知。红四军没有了毛泽东的领导后,在“极端民主”的指导下,居然放弃前委会议制定的“坚守闽西”根据地的正确策略,冒然地向闽中挺进,遭受了“闽中出击”的失利。这次失利让朱德和红四军的官兵们想到了想念毛泽东的主张,希望他回到红四军来领导这支部队。为了稳定官兵情绪,让毛泽东“光彩”地回到红四军,前委决定召开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并去信请毛泽东回来复职和出席八大。然而毛泽东回信说,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随便回来;再者,我身体不好,就不参加八次大会了。毛泽东没参加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在朱德的领导下,仍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红四军没能走出思想困境。紧接着部队又遭受了“冒进江东”的重大损失,红四军再现窘境。经历了“闽中出击”和“冒进江东”的教训,朱德和诸多同志一样,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所坚持的政治原则的可贵,红四军的工作离不开党的领导。

      不知不觉中,我来到了“古田会议”旧址。这座古建筑始建于1848年,座东朝西,采用单层歇山四合院式砖木结构宗祠建筑。建筑由前后厅和左右厢房组成,面积826平方米,原为“廖氏宗祠”,1929年5月,红军第一次来到古田,将其改名为“曙光小学”。现在已是“古田会议”历史陈列馆,一张张图片,一件件珍惜的文物,整齐地挂在墙上,陈列在玻璃橱窗里,我沉浸在时空中。

      1929年8月底,陈毅经厦门、香港,到达上海并联系上中央。就红四军的工作先后向李立三和周恩来汇报,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专题会议,听取陈毅汇报,研究其书面汇报材料。鉴于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委员会深入讨论审议。最终中央高度评价红四军的经验和做法,指出红四军的创举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是从来没有的,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除了打仗还有地方工作、土地革命、建立政权等政治工作。毛泽东在政治和军事的辩证关系中,抓住了关键,抓住了纲,抓住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特别是在建军原则上,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正确处理好党的领导与军事指挥权的问题。中央肯定了红四军在这些方面取得重大突破,高度评价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决定继续由毛泽东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朱德任军长。委员会最后形成《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的书面决议,指示肯定了红四军两年来的斗争经验和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正确解决了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前后有争议的主要问题,为开好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奠定了基础。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九月来信”。

      陈毅回到红四军,及时传达中央精神,主动开展自我批评,纠正了过去的错误做法,统一了部队官兵的思想,积极组织筹备党代会召开。1929年12月28日,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古田的廖氏宗祠胜利召开。此次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意义。此次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走出陈列馆,天色渐渐昏暗下来,厚厚的云层布满天空,大雨骤降。我疾步来到“红军桥”上,在雨幕中静静地端详着这片土地。就在一公里开外的赖坊村,1930年1月5日,就在红四军“九大”后的一个星期,毛泽东在那里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论著。心随大雨而澎湃,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风平浪静的,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是时代先锋、民族脊梁,不愧是全国人民的主心骨,不愧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民主党派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正确的选择。

      古田精神永放光芒!

      (作者谢合勇,民建四川成都龙泉驿区支部副主委、成都市政协委员)

    责任编辑:范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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