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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厥老二三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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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胡世华 宗朋 吕慧敏 |
来源： 2005-09-22 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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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抗战救国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在国民党卖国的不抵抗政策下，不到3个月就占领了整个东北。9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联合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动的宣言，并发出了组织群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号召，在全国掀起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怒潮。9月24日，上海各界举行了罢工、罢课。胡厥文奔走于机器同业之间，以他炽热的爱国热忱，号召同业们行动起来，反对日寇侵略，为保卫中华而尽到一个民族企业家应尽的力量。9月29日机器同业公会召开全体会员大会，由胡厥文、钱锦华，赵孝林组成主席团，讨论抗日救国方案。全场群情慷慨激昂，通过7个小时的热烈讨论，做出了5项决议。
1．请政府从速出兵，驱逐日兵出境，恢复失地，严惩失职文武官吏，以维国法。
2．组织检举日货会。组成大、中、小组，各组设组长。以便通气，互相监督。
3．筹设原料厂以作永久挽回权利案。先筹股50万，限期成立炼料厂。
4．组织义勇军案，各厂组织16岁以上职工参加，如不愿全体参加，每10人抽1人参加，每人每年征费50元，厂长不参加，征费同，并组织义勇军征募委员会。
5．政府如对日宣战，应如何协助案。组织工友去兵工厂帮助制造机械大炮，并于最短时间，各厂赶制迫击炮6百尊，以及地雷、手榴弹、电网、机枪等。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5项决议案不可能得到当局的支持，但决议案并没有成为废纸，在我国和上海人民开展的抵制日货、禁止与日本交易的运动中，胡厥文积极组织同业投入抵制日铁的斗争。他一方面召集公会委员商定把各厂所存日铁集中到南市区的一处栈房封存，另一方面，为了使各厂仍能开工生产，四处奔走，联络了几家资金较为雄厚的大厂出资组成中华机器联合公司。为欲购国铁而缺乏资金的厂家垫款。中华机器联合公司的成立，体现了爱国企业家团结抗日的决心，促进了抵制日铁的工作。自此在机器同业中无一家再用日铁。3年之中黄浦码头堆积的日铁竟达5千余吨而无人问津。对机器业同业公会抵制日铁的成绩，6月19日，上海市商会在会员大会上决议嘉奖。该会封存的60吨生铁，原拟铸造纪念碑，不料国民党政府采取媚日政策，下令禁止抵制日货，该项生铁只能发还各厂。
东北三省的沦亡，使胡厥文的爱国热忱受到打击，他愤慨国民党政策的昏庸，忧虑苍生、社稷涂炭。1932年元旦，写下了一首伤怀之作。
众人昭昭兮，我独浑浑。
众人察察兮，我独昏昏。
举世皆优游，我东望而愁增。
这首诗写后不久，1月28日夜晚，日军在上海闸北，江湾、吴淞等处大举进攻，当时驻防上海的蔡廷锴所部十九路军，英勇奋起抗击，上海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支援抗日的热潮。胡厥文在抗日志士英勇献身精神的感召下，立即找到住在嘉定古花楼内的十九路军旅长翁照垣联系，表示了机器同业全力支援抗战的决心和想法。他首先组织同业在沪南建立临时手榴弹工厂，委托中华铁工厂王佐才具体组织生产，赶制一批手榴弹、地雷和穿甲弹送到前线。接着又组织了40余名翻砂工人前往兵工厂，支援制造迫击炮弹，使该厂“日产量一下增加5倍。他还积极参与轰炸日军“望云号”旗舰的活动，承担制造水雷的任务。这一段是胡厥文最兴奋的日子，同业们的热情支持，工人们的忘我劳动使他深为感动，他找到一枚迫击炮弹头，挥笔在上面写下“抗战必胜”4个大字，经镀铬处理，置于案头作为座右铭，显示了他坚定的抗日信念，在繁忙的救亡活动中，胡厥文废寝忘食地奔忙，无暇理发剃须，胡须盈颊，有人疑其蓄髯，欲作美髯公，他爽朗大笑，响亮地回答说“蓄髯以记国难，等赶走倭寇时再剃”。自此以后，年仅37岁的胡厥文获得了髯公的美名，在整个抗战时期，盈尺的长须在他胸前飘拂被称为“抗战胡子”，象征着他抗战到底的决心。
1936年12月12月，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事变、团结抗日的方针下，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北平发动了芦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又大举进攻上海。为了把沿海工厂迁入内地支援抗战，7月23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派林继庸与上海工商界领袖胡厥文、吴蕴初、支秉渊等人筹商民营工厂内迁的办法。30日，上海机器同业公会召开执委会，专门讨论工厂内迁问题。胡厥文在会上回顾了“一·二八”，工商界支援前线抗击日军的爱国行动，批驳了某些人计较个人得失，只想苟安求全，不愿共赴国难的思想。他慷慨陈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凡不愿做亡国奴的企业家，都应本着抗日至上的宗旨，下决心内迁支援抗战。并当即表示将自己经营的工厂全部内迁。经过激烈的辩论，会上有一百余家工厂代表表示愿意内迁。考虑到形势紧迫，各广搬迁资金困难，他立即同颜耀秋、林继庸一道赴南京与国民党政府交涉，经过多次协商终于为民营内迁工厂争取到56万银元的迁移费，后来追加至5百万元。包括机器、设备和物资的包装费、运输费以及内迁职工的旅费，解决了民营工厂内迁资金匮乏的燃眉之急，使上海民营工厂广泛地动员起来。
8月13日，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成立，公推颜耀秋为主任委员，胡厥文和支秉渊为副主任委员，并商定，凡内迁工厂的机器、设备和材料，以武昌徐家棚为集中地点，内迁工作迅速展开。在敌机狂轰乱炸的情况下，胡厥文的长城砖瓦厂首先被炸得荡然无存。内迁工厂的职工冒着生命危险抢运机器设备。合作五金公司的领班赵圣初是在搬运机器中被炸死的。胡厥文眼看自己的同胞惨遭杀害。悲痛万分，但搬迁工作不能停，他强忍悲痛，和工人们一起干。敌机来时，大家伏在地上躲一下，敌机一走爬起来继续干。
8月27日，21艘木船装载着新民机器厂和合作五金公司、顺昌机器厂和上海机器厂的设备和物资，连同各厂职员、家属和160余名技工。冒着炮火由苏州河率先驶出，开始了内迁的征程。
设在嘉定的合作五金公司设备先进，且有自备发电厂，但在搬迁中因时间紧迫、运输困难，有一半以上的设备未来得及搬走，日军占领嘉定后，看到该厂尚具规模，强令开工，否则作敌产处理。胡厥文知道后，表示宁愿倾家荡产，也决不助纣为虐，严词拒绝。日军只得打伤并赶走该厂留守人员，抢走机器设备，炸毁厂房以泄愤。新民机器厂在内迁中也损失6百万元以上。对胡厥文来说，这些损失相当惨重的，但为了不当亡国奴，支援抗战，这又算得了什么！他感到欣慰和自豪的是：在他和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包括机械、造船、纺织、炼钢、电器、陶瓷，化工、印刷、饮食等行业的146家工厂，1万4千6百吨物资和2500余名技术人员和工人迁到后方。这些人力和物力资源，成为抗战时期后方民族工业的中坚力量。
9月，新民、合作两厂机器一到汉口，即在预先租到的英商安利英牛皮厂的5排空房中安装调试，并于10月开工生产，成为首批开工的内迁工厂，生产出兵工署发出的第一批军需订货，与其它迁鄂工厂一起，生产出10万多枚手榴弹，2万多枚迫击炮弹以及大量的地雷、水雷、军镐、军铲等军需器材，同时还承制了航空兵器研究所定制的大量飞机炸弹弹头、弹尾引信以及军需署被服厂定制的干粮袋和背包上的铜件，有力地支援了前方。
新民、合作两厂迁鄂时，胡厥文因上海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暂由3弟胡叔常（合作五金公司经理）负责两厂工作。年底他专程前往汉口，原拟在洪山徐家棚建造厂房，不料战局急转直下，只得决定工厂再度迁移至四川。
在武汉,胡厥文遇到老友大公报记者范长江、范刚从延安采访回来，讲述了解放区军民热火朝天的抗日情绪，共产党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胡厥文兴奋异常，对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伟大气魄十分敬佩。这时，长城砖瓦厂工务副主任郑汉涛找到胡厥文，表示了想去解放区的意愿，胡厥文通过范长江将郑汉涛介绍到中共武汉办事处。在送别时，胡厥文即席挥毫作诗一首赠别。诗曰：
世事乱如麻，西北生彩霞，
东南有郑子，内实而外华。
心焉向往之，不惮险且赊。
壮哉誓茹苦，为国以忘家。
志哉勿自堕，种瓜以得瓜。
表达了他对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敬佩心情。
事情安排后，胡厥文又返回上海处理未了事宜。不久被日本人盯梢，只得3次迁移住所，调换汽车，迅速结束各项事务。秘密乘船去香港。在香港因处理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委制的大批油桶、油池业务而滞留了9个月，才转道到重庆。此前，1939年4月17日，迁川工厂联合会成立。胡厥文到重庆后，被补选为副理事长，1944年被推为理事长。
1938年9月，新民、合作两厂在迂川途中，由于川江狭窄，水急滩多，加上敌机轰炸，装载物资的3支大木船触礁翻转，机器、设备沉入水底，经大家努力才打捞上大部物资。自汉口到重庆共走了8个月。职工中2人被炸死，2人病死。其艰难程度可以想见。到重庆后，工厂先设在市内，又遭日机轰炸，事务所全部烧毁，厂房亦部分炸毁，将工厂迁至市郊小龙坎，继续组织生产。
1941年，胡厥文看到后方缺乏原材料，生产时从前方运回材料，加工后再运到前方，来往运输厂增加了成本又延误了时间，就在靠近前线的湖南祁阳设立了新民机器厂湘厂，生产当时急需的大型机床，不久，又在广西桂林设合作五金公司分厂——大中机器厂，承制了兵工署的10万套地雷引信的紧急任务，有力的支援了前方的抗战。不料，1943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大溃退，新民湘厂物资在搬迁中，于金城江全部被炸毁，大中机器厂也只有小部分设备迁至重庆。
1944年11月25日，迁川工广联合会举办了“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参展单位达230多个，工厂97家，产品49类。新民机器厂生产的万能铣床做了现场表演，合作五金公司生产的镀铬医疗器械，博得了各界好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经济部长翁文灏及国民参政会五十多位参政员前来参观。共产党参政员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来到合作五金公司陈列的展品前，详细地向胡厥文、胡叔常询问了该厂的炸弹弹尾、引信和手榴弹的生产情况。对该产生产的医疗设备尤感兴趣，询问了月产量和机械化生产情况，鼓励他们精益求精，增加产量，以满足国家和前线的需要，并在该厂的留言簿上题词。董必武的题词是：“在极艰难的条件下，奠定新中国工业的基础”。邓颖超的题词是：“合作奋斗，发展生产”。周恩来的题词是：“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这些题词给予迁川的民族工业以很高的评价和极大的鼓舞。
1945年抗战胜利，胡厥文在日本签字投降的前夕，剃去留了14年的长髯，照了“二我合影”，并作“薙髯乐”以表达他无比欢欣的心情。诗的最后几句是：
昔年敌阀昂头笑，今日酋皇俯首哀。
雪耻欢难已，除胡亦快哉！
有酒方新醅，愿与诸君狂饮3百杯。
共庆和平彼岸同登乐，
尤喜老大离乡少小回。
从“九一八”到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14年，胡厥文作为爱国实业家，坚持了抗战救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投身民主建国
抗战胜利人心思治，大家都盼望着把国家建设好。1945年8月21日，黄炎培和杨卫玉一起到六厂联合办事处找胡厥文商谈抗战胜利后国家的建设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工业建设十分重要，在国民党独载专制而腐败的情况下，民族工业家必须有自己的政党，以争取民主建国。胡厥文当时感到，在工业界中关心国家大事的人较少，又不熟悉政治，提出必须联合一些对政治有研究的人土。于是又邀请了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3人参加筹备，并推章乃器起草纲领。经过反复商讨和联络，29日在冉家巷章乃器家聚会，到会的有黄炎培、胡厥文、杨卫玉、胡西园、吴羹梅、章乃器、孙起孟、章元善，商定组织名称为民主建国会。11月28日下午，在迁川工厂联合会召开了筹备会，到会约30人，推选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胡西园、孙起孟、章元善、施复亮、酆云鹤、胡子婴、辛德培、黄墨涵、张雪澄、陈均、徐崇林、周焕章等15人为干事。12月16日下午1点，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隆重举行成立大会，93人出席，公推黄炎培、胡厥文、黄墨涵3人为主席团。大会首先由胡厥文致开幕词。他说：“本会之筹设，其最大目的为促进民主。抗战8年来，工业家前赴后继，努力为国奋斗，而抗战结束之今日，形成工业萎缩。考其原因实由不民主，此为过去惨痛之事实。其二，保持民主精神。本会非少数人垄断之团体，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以国家民族为前提，我们是代表全民的，不愿任何党派操纵本会。本会绝对与全民一体，本会工作前途之成功即全民之成功，所以前途非常远大。最后，我们坚决主张，不屈服于任何威胁，以大公无私的精神，积极奋斗到底。今天成立大会，人数不多，实由于本会重质不重量，每个会员均属慎重介绍，我们要以慎始求将来之美满”。接着黄炎培报告民主建国会筹备经过，彭一湖、黄墨涵、章乃器、胡西园、王之轩5人致词。大会讨论通过了《民主建国会为本会之名称案》、《组织原则草案》、《章程草案》、《政纲草案》、《成立大会宣言草案》，选出37名理事和19名监事。大会由黄墨涵致闭幕词。最后，胡厥文带领大家高呼“民主建国万岁”、“世界和平万岁”等口号。
胡厥文的民主建国的想法是在抗战中逐步形成的“九一八”、“一二八”国民党压制人民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七七”、“八一三”蒋介石被迫抗战，到后期又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作为民族实业家的胡厥文，深感民族工业为抗战竭尽了全力而得不到发展，处处受到国民党独裁政治的压制。这一切使他认识到没有民主就无法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早在湖南开办新民机器厂湘厂时，他就在自己住宅前的甬道上用石子嵌上“抗战必胜”、“建国在政”8个字。与国民党“抗战必胜”、“建国在政”的口号相对照，表明了他不苟同的想法。胡厥文在抗战必胜的信念上是一贯的，但对国民党的独裁政治，已十分反感，他认为要建设好国家，必须要有民主的政治。湘桂大败退后，胡厥文回到重庆，他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十分担忧，十分关心国家的政治，经常同一些有名望的民族工业家利用星期五聚会的形式，交换建立和平、民主国家的看法。
正值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两种命运斗争的关键时刻，为争取建立和平、民主、统一的新中国，8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等在张治中和美国特使赫尔利的陪同下，自延安飞抵重庆。毛泽东主席的到来，使整个山城沸腾起来。9月下旬，毛泽东主席在民主人士鲜特生的住宅“特园”招待工商界领袖。胡厥文在“特园”与毛泽东初次见面，他对毛主席来重庆谈判的伟人风范表示深深的敬意。同时提出，抗战已经结束，现在要和平建国，共产党为什么还要保持自己军队的问题。毛主席讲了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道理，使他茅塞顿开，深受教益。从此，胡厥文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国民党假和谈真备战的恶毒用心，逐步地加深了认识，更加坚定了他为建立民主的新中国而斗争的信念。
1946年1月8日，民主建国会在西南实业大厦举行茶会，招待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和各界代表，报告该会成立经过，并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初步意见。政治协商会议的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共产党代表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民主同盟代表张东荪、梁漱溟、罗隆基、章伯钧、张申府；青年党代表陈启天以及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一百数十人出席了招待会。章乃器宣布了民建对政治协商会议提出的8项“初步意见”。中共代表董必武在会上发言，对民建的8项“初步意见”表示支持，并由《新华日报》首先刊载了８项“初步意见”。最后胡厥文综合各方面代表的议论。他说：“党派的利益可以互让，但国家基础和人民的权力不能作为政党的礼物”。这次茶会标志着民主建国会正式参与政治斗争的开台。
１月１０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次日晚，在迁川工厂联合会，胡颜文与章乃器、李公仆共同主持由民主建国会和全国救国会等２３个团体联合召开的会议。筹备设立“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协进会选出胡厥文、章乃器、徐崇林、施复亮、孙起孟、罗叔章、胡子婴、陶行知等３５人为理事，民建还捐献了５万元作为经费。协进会自1月12至27日，连续举行了８次各界民众大会，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迫切愿望，有效地配合了政协代表在政协会议内的斗争。对促进政治协商会议成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和恐慌，派出特务百般破坏协进会的活动，制造了“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血案”。
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胡厥文和部分民建会员，每晚在迁川工厂联合会听取参加会议人员讲述会议情况，他深感国民党出尔反尔毫无信义，而共产党的一言一行无不符合众望，有理有节，令人起敬。随着形势的发展，他越来越看清了一纸空文不能限制蒋介石打内战搞独裁的政策，积极投入到反对独裁、反对内战的民主运动中。
抗战胜利，国民党官僚资本一方面大肆接收日伪产业，另一方面大批购买美国的战后剩余物资，宣布国内各厂订货一律取消。这样一来。在抗战中蒙受极大损失，功绩卓著的迁川工厂又面临着倒闭的危机，很多工厂连遣散费和工资都无法解决。为了维护民族工业的基本利益，迁川工厂推举胡厥文、吴蕴初、颜耀秋、吴羹梅、胡西园、章乃器、庄茂如等，代表200多家迁川工厂向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请愿。经过力争，为迁川工厂争得廉价购买一批敌伪工厂的权利。之后，迁川工厂联合会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协助各厂解决困难。但不久国民党政府社会部却派人强令办事处主任颜耀秋摘下门前的牌子，查封了办事处。胡厥文闻讯后，立即到南京找到社会部部长谷正纲，质问封闭理由，使他不得不收回成命。办事处恢复后，颜耀秋一定要胡厥文出任主任。自此，他终日为迁川工厂的复厂奔忙。1946年初，胡厥文与以交通大学几个地下党员为骨干的中国技术学会取得联系，针对当时国民党一味依赖美国，抑制中国工业发展的情况，大力支持该会在宁波同乡会举办工业展览，宣传民族工业的发展。
1946年4月，民建总会迁往上海。在迁沪后第一次常务理监事会议上，胡厥文与沈肃文、王纪华被推为民建参加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代表。6月，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妄图挑起全面内战。6月23日，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53个人民团体组成的联合会组织了“上海各界赴京请愿团”，推派马叙伦、胡厥文、盛丕华、雷洁琼、张纲伯、包达三、阎宝航、吴耀宗、篑延芳等人为代表，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胡厥文因要主持机器同业公会的一次会议，决定比其他代表晚一天赶去，不料当日发生“下关事件”。胡厥文得知后，仍于次日前往南京，并代表民主建国会慰问受伤代表。
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翌日蒋介石即颁布“召开国民大会令”并在11月25日召开伪国大，通过伪宪法。民主建国会于12月31日同上海12个人民团体一起，发表了坚决反对伪宪法的联合声明。1947年1月3日又举行常务理事会，对伪国大通过的伪宪法作出决议，声明“本会既拥护政协决议于前，自不能同意未依政协决议规定程序召开国大所通过的宪法于后”。胡厥文和民建的其他负责人在这一大是大非面前，立场鲜明，态度坚决。
1947年１０月，国民党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与民建等民主党派被迫转入地下。民建理监事会授权黄炎培、胡厥文、盛丕华3人全权处理会务，并成立临时干事会从事地下斗争。1948年淮海战役后，胡厥文为了迎接解放与施之铨、胡越中一起创办了中国工业月刊社，采用转载、摘引等方法，揭露国民党区工业凋敝情况，宣传共产党的工商业政策。1949年2月，蒋介石宣布“身先引退”后，国民党反动集团进行垂死挣扎，进步民主人士处境也十分危险。2月15日，黄炎培、盛丕华等民建领导人秘密离沪去香港，胡厥文与临时干事会的同志不断变换着碰头的方式和地点，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为迎接解放，又及时布置起草了《欢迎解放军宣言》和《告会员书》。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搜捕，胡厥文在同事们的掩护下，先后隐蔽到许瑞清家和周仲清家。并改称倪先生，不久上海苏州河南解放，胡厥文立即通知何萼梅、朱德禽将《宣言》和《告会员书》送到商报发表。号召上海6百万市民协助人民解放军接管大上海的工作，要求会员“加紧生产，动员人民，支援前线”，“为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而奋斗到底”！并积极参加护厂工作，恢复民建组织活动，寻找和追悼被国民党杀害的同志。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次日，胡厥文以民建代表身份与各民主党派代表一起，宴请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等领导同志，他们共同举杯，欢庆上海回到人民手中。
1949年7月7日，胡厥文参加了解放军入城典礼。
为了使工商界了解共产党的政策，胡厥文先后主持举办了夏令学习会、新时代学习会，组织上海工商界百余人参加学习，聘请许涤新等讲解《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课程。
1949牟9月，代表民建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后，参加了开国大典。目睹了梦寐以求的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得以实现，他真正感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看到了祖国无限光明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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