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认识、接触黄炎培先生，还得从中华职业学校说起。

　　辛亥革命后，有识之士都在探索，寻找复兴民族，救国强国之路。黄炎培先生联络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其宗旨在于推进职业教育走“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之路，以实现振兴中华的目的。经过不懈的努力，一个新型的学校——“中华职业学校”于1918年在上海诞生了（抗战时学校主要人员及设备迁到重庆）。黄老亲自兼任第一任校长以后由江问渔、杨卫玉、贾佛如先后接任。

　　中华职业学校主要为工商企业培养既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又掌握专业技术理论并具动手能力的中级技术人才。建校几十年，先后开设了机械制造、土木建筑、勤工俭学留法预备班、石油机械、商业管理、财会……等一、二十个专业，向社会输送了数以万计的毕业生，大都成为工商企业的技术管理骨干。数学家华罗庚、革命烈士江姐等知名人物也是中华职业学校的学生。

　　中华职业学校提倡“学以致用”，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一开始就以“劳工神圣”、“手脑并用”、“双手万能”及“敬业乐群”为教学指导思想。教授学生知识以实际应用为目的，培养训练学生以掌握熟练的技能为标准，教育学生要树立服务社会、服务人类的人生观，要养成勤俭耐劳、先人后己、公正廉洁的高尚美德，和勤于思考，勇于创新，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总之，黄老对中华职校的学生寄予厚望，盼望千千万万中华学生成为德艺双馨，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良材。

　　我于1944年春季考入重庆中华职业学校土木科（地址：江北寸滩白沙沱），在中华职校读了三年，直到抗战胜利，学校迁回上海。这几年每逢新生入校，毕业生离校，黄老都要到学校和同学见面。语重心长，满腔热忱，无限希望地向全校师生讲话，和学生一起吃饭，到教室听课，到实习工厂看学生实作，深入寝室查看，对学生问长问短，在同学中留下了的一个慈祥长辈，良师益友的深刻形象。事隔六、七十年了，每当回忆，黄老的音容笑貌，仿佛还在昨天，就在眼前。

　　黄老说了很多有关学习的至理名言，讲了很多做人做事的深刻道理。黄老说：“劳工神圣”、“手脑并用”、“双手万能”不是什么时髦的口号，它是几千年生产实践的总结。就拿你们来说，学校毕业后去工厂，干几年当工程师，学校培养你们不是去当旧式工匠。旧工匠好似一只蜜蜂，尽管它们做的蜂巢排列成整齐的六角形，十分漂亮，十分神奇，可是蜜蜂不会发明创造，世世代代只会做六角形蜂巢。旧工匠手艺很精湛，也做了很多精品，但这是从师傅、师祖口头传下来的，也没有创新。工程师要不断改革、创新、发明、前进，社会才有进步，才会发展。但如果你们不会动手实作，只凭书本理论知识，不经历制造一台机器，修一幢房子，建一座桥梁，甚至开一个工厂的全过程（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知识技能），你也设计不出新的、好的机器，只能仿照老工程师的，仿照东洋的，西洋的老古董，和蜜蜂有什么区别？这里强调懂得实际操作是第一位，动手是第一位，不会动手，一切都是纸上谈兵，一事无成。但更要动脑，否则就是一只蜜蜂，千年万年世界还是老样子。所以，我们提倡“劳工神圣”、“手脑并用”、“双手万能”。

　　谈到做人，黄老的教诲更为精辟丰富。中华职业学校的校训是“敬业乐群”，每次开学，每次毕业典礼上，黄老都要给大家讲校训。他说：中国文化博大深厚，教人处世立业的格言不可胜数，我们为什么用这四个字作校训呢？这是针对我们学校宗旨，经过深思熟虑，经过很多朋友商讨切磋才定下来的。年青人富于思想，不满现状，自视很高，目标远大，这是青年人可贵之处，是优点，是前进动力。但把握不准就会走向反面，“这山望到那山高”，三心二意，扎不下根，自然开不出花，结不了果，到老一事无成，徒唤奈何、懊悔一生。所以我们首先提倡“敬业”，一个人选择了自己职业和工作后，就应当干一行爱一行。世上没有绝对的好工作，也没有绝对的差工作，事在人为。古人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就是这个道理。只有热爱它，才会安心，才会钻研，才能做出成绩。另外，干任何一件事，在任何一个单位都要与人共事，你周围都存在一个群体，有老板、上司，有同事、伙伴，有下属、徒弟，还有为你服务的厨师、勤杂。你必须和这些人，不管他是上司或下属，是职员或工人，那怕是鸡鸣狗盗之辈都要友好相处，团结协作。一个人能力有限，情况也在不断变化，多一个朋友，多一条出路，有一个仇人就有一个陷阱。所以我们提倡“乐群”就是要团结，不要自高自大，孤芳自赏，离群索居，这是很危险的，“满招损，谦受益”是千古名言。

　　对毕业同学黄老的赠言是“初入社会，要小心，要努力。行为要整饬，办事要负责。万万不可计较位置高低，待遇厚薄。随时随地虚心求进步。”“敏於事，慎於言。”你们如能记住国父孙中山先生“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只想做大官”的教导，一生中就不会产生烦恼，就会很快乐。炎培老的话明白易懂！言简意赅。

　　黄老在很多场合，给不少同学题词最爱用的几句话是：“责在人先，利在众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石立绝壁无欲则刚。”或“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取象于钱外园内方。”这一句话有深刻含义，我记得特别深刻，因为是黄老对我的耳提面命。

　　那是1944年秋，我因学习成绩主科全在95分以上，总平均超过90分，未缺席、无迟到、早退，操行评为甲上。按学校奖惩规定，我得到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江问渔奖学金”，减免了全部学杂、伙食、住宿费用。同班好友傅方本也获得此奖励（解放后他任成都市规局总工、副局长）。在同时，我的三哥高机二年级的郭才虞，获得天字号化工总公司董事长吴藴初先生授予的天厨奖学金。天字总公司供给他们（全国20名）整个学习期间一切费用，毕业后可直接进入总公司所属工厂工作，这是吴藴初先生在全国几百个报名应试的高中学生中挑选的二十人，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奖学金资助读完大学，进入公司工作。中华职业学校还有另外两个都叫启贤的同学被挑选上，一个姓陈，一个姓赵（陈启贤解放后任宜宾天原化工厂厂长，赵启贤反右后跳楼自杀于重庆天原化工厂）。我们五个人差不多同一时候得到不同奖学金，在学校引起很大反应。不久，炎培老来校看望同学，集体大型活动之后，代校长、机械科主任金一新和教导主任辛德培找到我们五人去见黄老，在校长办公室和黄老进行了两个多小时面对面的近距离交谈。黄老非常亲切和蔼逐一地询问了我们每个人的家庭、身体、学习情况后就着重地讲了防止骄傲的长篇谈话，举了一些谦虚者成功（如张良），骄傲者失败（如项羽、关羽）的故事，要我们终身牢记。他把“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取象于钱外园内方”这句话赠给我们每一个人并作了解释：为人处世切忌骄傲自满，锋芒毕露，而且不要太多地表现自己，要收敛一些，避免树大招风，才高遭嫉。外表要园，要随和；但心中要有原则，有底线，不能人云亦云，见风使舵这就是内方。“外园内方”像古铜钱，这是我对人对事的原则，也可形容为柔中有刚，绵中有刺。外表随和、谦虚，包容忍让，但骨头要硬，原则不让，底线不退。这样一辈子少吃很多亏，更不要处处争强好胜，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韩信忍受了胯下之辱，我们有什么小事不能忍让。

　　那次谈话黄老特别对我和才虞三哥二人说：“你们兄弟二人，双双获得殊誉，为学校增光，为你们父母争光，实在难得，应该珍惜保持，百尺竿头更上一步，这点我不担心，你们今后会有更好成绩。但请你们二人特别牢记戒骄戒燥，谨言慎为，不单学习好，更要品学兼优，为人楷模，希望听到你们兄弟更多好消息，不要令我失望。”

　　事情果然如黄老担心那样，1946年夏，临近期末毕业考试，三哥才虞因一点生活小事，和烧水工人陈某打了一架。这件事发生在其它人身上也许挨一顿批评就算了。但他是全校的著名学生，最近又因苏联军队在我国东北，把工厂设备折走运回苏联，及国民党政府东北特派员张辛夫遭暗杀事件，重庆各界为此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争论，一些人为此骂苏联、骂东北民主联军，另一部分人则为之辩解。才虞三哥属于前者，且多次在全校大会上发言，和老师——商科主任汪乃昌，女生指导李寿珍等辩论。打架当晚，李寿珍就逼着代校长金一新召开校务会，紧急讨论打架事件，会议开了几小时，会议室的汽灯加了几次油，打了几次气，李、汪二人把打架互殴说成是打人，上升到违背“劳工神圣”校训高度，说情节恶劣，必须立即开除郭才虞。会上老师分成两派，多数人说首先要弄清是打架或是打人，而且面临毕业考试，五年寒窗不易，学生平时很优秀，不能一棍子打死，如是打架给予口头批评，如是打人因是初犯，最多记过，或警告就行了。李、汪二人斗争性很强，毫不退让，坚持要立即开除，窗外围观的学生也分成两派议论纷纷。金一新校长说“夜已很深，意见难统一，事关重大，要请示教育社，请示炎培老”宣布休会。第二天金校长、辛德培主任到张家花园向教育社和黄老作了详细汇报。黄老很惋惜的说，我早就告诫过郭才虞兄弟二人要夹起尾巴做人，果然为一点小事引起如此大的风波太遗憾了。马上要毕业了，怎能为打架就开除一个学生，但李寿珍又不服，这事要妥善处理。他让教育社联系大公职业学校，让才虞去大公参加毕业考试，对李寿珍讲是休学一年处分，不要对外说。你们亲自送郭才虞去大公要好好教育他，但又不能挫伤他的锐气，毕竟是青年，是优秀学生，还是要爱护。人才难得呀！谦虚一点就好了。金校长让辛主任专程把三哥送到小龙坎大公职业学校介绍给刘慎之校长，并给三哥作了一次长谈，请他吃了一餐饭，千叮万嘱才离开。当时我也跟随他去送三哥，还陪三哥在大公校住了一宿，对于教育社黄老、金校长、辛主任的关心爱护十分感动，和辛主任分手时我和三哥都哽咽得说不出话，热泪长流。不久，三哥顺利地从大公职业学校高级机械科毕业。之后，在香港华侨工商学院重庆分院化工系毕业。1950年应东北招聘团邀请到沈阳有色冶金研究所，年纪轻轻从副工程师到工程师到研究所副所长，成了我国有色冶金行业，有名气的青年选矿专家，一帆风顺，春风得意。可1957年大鸣大放中，他（已调昆明有色冶金研究所）又忘记了黄老的教诲，在云南省委书记召开的高级知识份子帮助党整风会议上发言：共产党进北京城受到全国老百姓欢迎，可不要重蹈阎王李自成的覆辙被老百姓赶出来……。反右中他成了云南省第一个被重点批斗的大右派，定性极右，下放农场监督劳改，平反后任个旧市工业局副局长，退休前我们兄弟会面，他感慨地说：“黄老的话我们没有亲身经历理解不深，吃了大亏，现在才体会到，黄老这‘外园内方’为人处世的原则多么深刻、多么宝贵呀！”

　　解放后，我只在报纸、广播中，看到黄老，再没有亲自聆听到老师的教诲，但随着年龄增长，经历增多，心中对黄老的怀念，认识变得愈来愈深刻。1979年我的右派问题平反后，放弃了重新回到共产党及其它民主党派邀我加入的机会。于八十年代初，毅然参加了中国民主建国会——这个黄老创立领导的组织，跟着黄老走“民主”、“建国”复兴中华的道路，这就是我对民建的深情。（作者系民建重庆市江北区原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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