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掀开新中国历史第一页的开国盛会，不仅直接孕育了新中国的诞生，也开启了中国历史的一个崭新时代！自此，风雨兼程六十年，人民政协走过了一段辉煌的甲子之路！

　　60载沧桑砥砺，一甲子春华秋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深深根植、茁壮成长于中国的土壤，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与共产党亲密合作，同心同德，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忘我奋斗，做出了重要贡献，留下了一长串的珍贵历史镜头和历史画面。值此人民政协迎来60华诞的前夕，本刊依据近年来出版的有关人民政协的大量书籍和史料，精编细摘，整理汇辑，凝炼成这一组珍贵镜头的大回放！

　　镜头一：政协的由来 

　　【背景概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共同建立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

　　在筹备召开政协的过程中，有相当一段时间把即将召开的这次会议称为“新政治协商会议”，这主要是为了同1946年1月召开的旧政协会议相区别。

　　【镜头画面】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大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为着中国未来的前途和命运，开始了新一轮的较量。早有谋划的共产党人适时召开了党的“七大”，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率先提出政治主张：“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并为实现民主联合政府设计了两个步骤：一是“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二是“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在全中国老百姓迫切企盼和平，企盼民主的潮流中，共产党的这一主张无疑深得人心。

　　此时，大权独裁、既不愿还政于民又不愿放弃“灭共”的国民党，虽然处心积虑准备挑起内战，寄希望于一举“武力”统一全国，无奈时间仓促，准备尚不充分；加之当时除中国民主同盟外，一大批新的政党和团体纷纷组建，一时间，召开党派会议，推动民主政治，成为舆论主流。国民党不得不做出姿态，顺应潮流，一方面“盛邀”共产党来渝谈判，一方面临阵磨枪，筹备于1946年1月间召开一个由各党派参加的会议。既是开会总得有个名目，开始叫做“政治会议”，似乎有些不知所云，国民党代表提出加上“协商”二字，于是，中国的政治词典里开始有了“政治协商会议”。

　　然而，这“政治协商会议”却是命运多舛，会议进程完全不是向国民党方面所想象的那样发展，从未搞过也不善“玩”民主政治的国民党，被自己设计的会议弄得焦头烂额，眼看着会议基本上成了各民主党派大显身手的地方，更成了共产党广泛结交朋友和各派政治力量的大舞台，国民党方面早已是后悔莫及。此时，有了雄厚“美援”的国民党军队已准备停当，蒋介石底气十足，干脆一把扯下了“政治协商”的幌子，撕毁民主契约，挑起全面内战，到战场上去“突飞猛进”去了。

　　镜头二：新政协的缘起与筹备

　　 【背景概述】国共两党军队激战正酣，中间派人士都在观望，原来提出的民主联合政府还要不要了？1948年5月1日，由国民党一手拼凑的国民大会在南京闭幕，蒋介石当选总统。同日，共产党在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大本营河北西柏坡发出“五一”口号，毛泽东特意加上一条：“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实现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镜头画面】没忘记“政协”的依然是共产党。

　　自1948年6月开始，毛泽东就委托中共上海局、华南分局负责人，同有关方面人士协商，征求他们对召开新政协的意见；10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内容包括新政协的召集、参加范围、会议时间和地点、准备讨论的事项等，约集民主人士协商。11月25日，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各路民主人士相继抵达北平。6月15日，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成立，会议选出了由21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推举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等5人为副主任。

　　后来，周恩来提出：许多团体都冠以人民两字，政协何不采用？这个意见被采纳了。因为人民包括工、农、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人民民主的性质鲜明。1949年9月17日筹备会的第二次会议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

　　新政协与旧政协本质上的不同，在于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不容许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一切反动分子参加。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夕，周恩来向政协代表作报告时又一次就政协的名称问题作了说明。他还指出，政协是沿用了旧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但以它的组织和性质来说，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今天这样的会，决不是发源于旧的政协。他说，这一组织便是中国共产党过去所主张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形式。它绝对不同于旧的政治协商会议，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已经让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了。可是大家都熟悉这一组织形式，所以今天我们沿用了这个名称，而增加了新的内容。

　　镜头三：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一手创建了统一战线

　　【背景概述】人民政协是为筹备建立新中国应运而生的。因为解放战争尚未完全结束，我们又要及时商定建国大事，召开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条件尚不具备，那么，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就势在必行了。

　　为了这一天，共产党其实早就夯实了基础，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

　　【镜头画面】　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非常关心民主人士的情况，一些民主党派的组织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支持下成立的。如九三学社的建立是在毛泽东的启发和鼓舞下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和公开也受到中国共产党各方面的支持。在共同的团结斗争中，中共总是照顾到民主党派的利益，从不计较自己的名位。每当他们遇到困难时，中共总是从大局出发，鼎力相助；斗争中相互支持，政治上彼此信任，坦诚相见，不计较名位与形式。如当年在重庆召开的旧政协会议前的名额分配问题上，36个政协委员的名额，国民党、共产党、民盟与社会贤达各9名。国民党为了削弱民盟在政协会议上的地位和作用，唆使中国青年党作为一个独立单位参加政协，并私下答应给青年党5个名额，想以此分裂民盟。于是，青年党先要求民盟在9个名额中给它5个，遭拒绝后，便以退盟相要挟，使得民盟负责人张澜很是为难。中国共产党经过反复考虑提出民盟原定9个名额不动，青年党可以独立单位参加政协；所增加的名额，中共主动提出自己原定9名让出两名，国民党让出1名，政协代表的总数再增加两个名额。经协商同意，帮民盟解决了难题。由于中共采取了顾全大局，不争名位和支持同盟者的做法，使民盟增强了对中共的信任。

　　对民主党派既积极争取又耐心等待，在实践中帮助其不断进步的做法，是中共同民主党派成功合作的重要一环。民主党派是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所以对某些问题不能充分理解或暂时的动摇，这在民主党派的一部分人中是客观存在。每逢这种时候，中共不是靠武断、说教解决问题，而是积极争取，耐心等待，用斗争实践教育朋友。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第三方面的和谈问题。全面内战爆发以后，蒋介石于1946年10月占领了张家口，此时和平的大门己完全关闭。可蒋介石又于10月15日派人去上海，叫第三方面人士劝说中共到南京和谈。民盟、青年党、国社党等中间党派对蒋介石仍存有幻想，认为现在既有了一点希望就不能放过。于是去做中共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答应可以与第三方面去南京，“作最后一次的和谈”，目的为了争取教育中间派。周恩来在10月21日赴南京途中对罗隆基讲：“我们共产党代表早知道这是蒋介石的假和平，我们本来不要到南京来，不过我们怕朋友们受欺骗，并且怕朋友们失望，所以跟着来了。”结果各方面代表到了南京后，蒋介石当天下午即赴台湾视察去了，事实给幻想和平的人当头泼了一盆凉水，同时也使他们受到了教育。梁漱溟等向中共代表团表示：“民盟今后将加强同共产党的合作，第三方面今后有任何重要主张和行动，民盟必事先同共产党协商并征求意见，以防止蒋介石利用第三方面名义，孤立共方，欺骗人民。”在南京召开所谓“国大”问题上也如此。中国共产党既积极做工作，又采取了耐心等待的态度，最后，绝大部分民主党派在斗争中坚定了信心，发表声明拒绝参加，从而使蒋介石单方面召开的国大名声很臭。

　　中共领导人还利用各种机会经常走访民主党派负责人，与他们交换意见，共商国事；民主党派也走访延安，从而增进对共产党和解放区的了解。如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三顾特园，走访民盟负责人。1945年8月30日、9月2日、9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三次亲赴特园就国共和谈问题同民盟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民盟主席张澜也诚恳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称赞张澜是“老成谋国”。毛泽东等人还遍访了其他民主党派。民主党派负责人也走访延安。1945年7月1日至5日，黄炎培等7人访问延安，他们通过和我党领导人会谈、参观，以及访问“三三制”政权的李鼎铭主席，“真真切切地查明了”我党及解放区的情况，“了解到中国共产党这样可亲可爱”。黄炎培说：“延安五日，益增我对中国共产党的敬仰”，中共的“前途希望是无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