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秋随父母从湖北来到四川。父亲是一位工程师，那时的我还是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到了应该上学读书的年纪，却没有读书。经常听大人们说土匪要来了，于是东躲西藏，不到半年时间又搬了一次家。1949年10月我们举家逃到了重庆，在七星岗和平隧道附近住下。在一个晚上，突然一声惊天巨响，吓得整栋楼的人都往外跑，慌乱中我还跑掉了一只鞋。过了好一阵，枪炮声逐渐稀落，惊恐未定的人们才胆战心惊的回房歇息了。早晨，一阵喧嚣的锣鼓声和鞭炮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随着人群跑出大门外一看，只见街边早已站满了人，巷子的墙面上也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人们在呼唤，在跳跃。从和平隧道到较场口的整个街道上，被呼唤的群众簇拥的一支队伍成四列纵队向较场口方向行进，雄赳赳、气昂昂。后来父母告诉我：解放军进城了，重庆解放啦！

　　新中国的建立，就象春回大地，处处生机盎然。刚一解放，父亲所在的工厂立即实行了军管，来了很多驻厂军代表和解放军。在我的印象中，他们说话和蔼，对人很热情，才华横溢，可说是文武双全。他们领导组织职工进行工厂的恢复重建，还组建了工人俱乐部，带领职工开展文化教育活动。不久，子弟校也恢复开课了，我终于上学读书了。父亲一天到晚都很忙，白天工作，晚上不是参加学习或到俱乐部排练话剧。如大型歌剧《白毛女》。参加演出的有工人、工程师、家属，也有解放军战士。父亲担任了布景工作，我就常常跟着去看热闹。军代表给演员说戏，给他们做示范动作，觉得非常新奇。在排练时，他们都很投入，很认真。在国庆晚会上，该剧正式演出了。虽然我涉世未深，但被整部剧所感动，流着眼泪看完了全剧。

　　经过三年的恢复和调整，1953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工厂很缺劳动力，更缺技术人才。而当时，绝大多数妇女都是在家里做饭，带小孩。厂里三番五次到家属区动员家属们参加工作。由于我的弟妹都很小，母亲没去参加工作。

　　在建国初期的那段日子里，我印象中最深的是长寿狮子滩水电站（现在的长寿湖）的开工建设了。长寿县原本是一个落后的农村县。浩浩荡荡的建设队伍开来后，县城热闹起来，人、车、脚手架、营帐……一派热闹景象。我家门前那条不宽的公路从此忙碌起来，时常有载重卡车通过。我和别的小孩常常聚集在小土坡上，边看边喊“十轮卡来了！十轮卡来了！”钢材、河沙、水泥、石子，一车车运到了工地。为了保证沙石供应，几乎整个长寿县城都动员起来了。机关干部、中学生、工人及居民都去参加义务劳动，有的挖沙，有的筛鹅卵石，有的装车，人们劳动的热忱空前高涨。

　　1955年秋，我升入了初中学习。学校对学生的思想教育着重于劳动观念的培养。“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劳动创造世界”……学校大力提倡“勤工俭学”，一个班每星期至少安排两天的劳动课，主要是支援狮子滩电站的建设，筛鹅卵石，搬运河沙、石子、砖块等。老师根据学生劳动力状况，把全班的同学分成了甲、乙、丙三个等级，与伙食挂钩，甲等吃5两，乙等吃4两，丙等吃3两。无论是家长或学生对学校的这种安排都很乐意接受，全力投入。无论正在上什么课，只要听到一声“船到了”，大家“轰”的一下，立即起身，跑到教室后边，争抢箩筐扁担，直奔向长江边。“不怕苦，不怕累”已成为当时的时尚。劳动，对于我这样一个在城市环境中长大的学生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尽管劳动强度很大，我和班里的同学一样任劳任怨。经过一年多的磨练，我从一个肩不能挑、背不能扛的学生，学会了挑、抬、扛。能挑40公斤的担子走4、5公里路，抬100公斤也不成了问题。1957年，狮子滩电站建成后，为了感谢同学们对该工程的贡献，工程指挥部特地组织我们去参观。看到大家共同建设起来的狮子滩电站，我感到非常兴奋与骄傲。

　　建国初期的那些经历，为我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为自己在少年时就能投入到那个火热的年代，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时光荏苒。我们的伟大祖国迎来了她的六十华诞。我已近古稀之年。但是建国初期的那些事情，就象一幕幕电影，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感觉是那么回味无穷，那么令人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