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近年来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必须搞西方多党制，对于这种错误思潮，我们应该有所警惕。中国历史上对西方多党制的尝试及失败表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坚持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应强化对执政权力的监督。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西方多党制；必要性 ；普世价值

　　近年来，鼓吹中国必须搞西方多党制的思潮越来越公开化。一些人叫嚣“向美国的宪政学习”，实行“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他们认为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的理论及其多党轮流执政制具有“普世价值”的模式，妄图取消我国宪法中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规定，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模式。对于这种错误思潮，我们应该坚决给予回击。

　　当今世界，由于各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不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主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民主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制度。划清两种不同民主制度的界限，有利于我们明辨是非，保持头脑清醒、政治坚定，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2008 年春，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特别强调：“人大工作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头脑要十分清醒，立场要十分坚定，旗帜要十分鲜明，绝不能有丝毫动摇。”[1]吴邦国也强调：“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2]旗帜鲜明地阐明了我们党对这种错误思潮的态度。实行多党竞争、轮流执政制度要有一定的历史条件，它就是要以实行一个制度、一种政治纲领、一本宪法为前提条件。这是判断能否实行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的关键。本文就以下问题作具体分析。

　　一、回溯中国历史上对西方多党制的借鉴

　　辛亥革命后的1911—1913 年间，中国出现了300 多个政党政团，其中许多都没有明确的政纲及固定成员。在大党中，以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为代表的民主共和派，曾经同主张君主立宪以及代表封建专制势力的政党进行了激烈的竞争，结果国民党在议会中得到了392 席，超过其他几个大党的总和。袁世凯假惺惺地致电宋教仁先生，欢迎他北上执政。可在1913年3月20日，宋先生在上海车站却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之后，袁世凯又胁迫议员们“选举”他为大总统，直到复辟称帝被推翻。就这样，中国首次实行西方多党议会民主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孙中山先生一生期望借鉴西方，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他在晚年提出“新三民主义”，他吸纳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及黄埔军校的建设。后来，就是依靠黄埔军官指挥的军队东征北伐，在平定军阀混战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时人们期望国共两党继续合作，走议会民主道路。但是，1927年4月12 日，国民党右翼代表蒋介石悍然在上海发动政变，在这次政变中被残害致死的就有26000余人，共产党在城市中的力量几乎损失殆尽。多党议会民主的期望，在中国又被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政治势力扼杀了。

　　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三省，而蒋介石却实行“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督紧张学良将军打共产党。经过西安事变，最终形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的局面。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等文章及谈话中屡次申明希望实行多党政治协商，蒋介石也表示要实行宪政。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表面上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签署“双十协定”，但却挑起了全面内战。就在抗战胜利初期，中国各民主党派（多为现在中国各民主党派的前身）陆续成立，他们大都以“反内战”、“反独裁”的口号，要求中国走多党政治协商的议会民主道路，有的甚至公开标榜“第三条道路”。但是国民党的独裁、专制使他们警醒。国民党派特务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等爱国民主人士，最终使一些民主党派走上了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后，共产党和8个民主党派一起进入了新中国（而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则与国民党一起去了台湾），并且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段的历史表明，中国不是没有尝试过走西方多党议会民主道路，但最终都失败了。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主张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则维护“三座大山”的统治，要以武力扼杀人民民主势力。最终只能通过武装斗争来解决。

　　中国这段历史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民主党派参政的制度。这段历史表明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中西方民主在理论基石上有着明显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以人民民主理论为基石，西方民主则是以天赋人权学说为基石。这种理论基石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西方民主的实现程度。

　　二、回溯美国两党轮流执政的历史发展

　　美国是两党竞争、轮流执政最典型的国家。但美国建国初期并没有政党，华盛顿曾对“党派性这个恶魔”深恶痛绝。后来，在议会联邦派和反联邦派斗争的基础上，美国这才逐渐走向两党竞争、轮流执政的道路。其前提是美国两党虽有政见分歧，但都拥护美国宪法。南北战争后，民主党和共和党虽然具体代表的垄断财团不尽相同，但都代表垄断财团。这样，在一个制度、一本宪法的前提下，美国两党竞争、轮流执政的议会民主制这得以推行。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共产党一度有所发展，但是政纲非常明确地要推翻资本主义。这时，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并没有允许共产党合法发展。1954 年，美国国会通过《共产党管制法》，其第三条规定，“共产党不得享有根据美国法律成立的合法团体所享有的任何权力、特权和豁免权”。此前还通过的《蒙特法》和《麦卡伦法》规定：共产党员不许领出国护照，共产党邮件和宣传品必须交政府审查；共产党组织成员不许在工会中任职；不许在国防企业中工作；谋工作时隐瞒身份者为非法，违反规定者得判五年以下徒刑或万元以下罚金，或两者同课。[3]美国的历史说明，要在主张根本对立的制度、政治纲领的政党间搞合法竞争、轮流执政是行不通的。1998 年美国国会拨了一大笔款，扶持流亡美国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目标是取消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通过和平演变、通过多党竞争使社会主义制度变为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不允许这种反社会主义的政党合法存在发展，美国的一些政治势力就抨击我们侵犯人权。其实，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执政党都是不允许要推翻自己制度的政党合法发展的，绝不会有超越具体历史条件的普世人权以及普世适用的政治模式。

　　因此，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美国实行两党竞争轮流执政是基于“美国两大党都忠于美国宪法和其民主共和原则”。可见，美国政要和有识之士也知道“两党竞争、轮流执政”不是超越具体历史条件的“普世价值”与“普适模式”。

　　三、怎样看俄罗斯现在的多党制

　　现在有人说叶利钦“是继彼得大帝之后俄罗斯民族最伟大的改革家”，“具备对民主的强烈认同和坚强的性格”。对此我们应当怎么看？首先，苏联解体是共产党错误的指导思想和路线造成的恶果。比如，叶利钦大搞私有化，一些当权者靠侵吞国有资产，变成了亿万资本的“大鳄”，为复辟资本主义奠定了经济基础。但是普京却把一些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资源性大公司重新转为国有。最典型的是通过拍卖，把优科斯公司转为俄罗斯国有石油天然气公司的资产。另外，普京在民主政治方面也与叶利钦有所不同。普京则声称，自己实行的是“主权民主”，民主要为国家利益服务，民主既不能“引进”，也不能“输出”，改变了盲目崇拜西方民主制度的做法。尽管如此，普京时期俄罗斯实行的多党制，仍然是在一个制度、一本宪法的前提下实行的，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

　　苏联资深外交官阿达米辛与人合写的回忆录中提到，他和戈尔巴乔夫都没有预料的：苏联经济走向崩溃，国家走向解体。戈尔巴乔夫亲自呼吁美国提供200亿美金的贷款帮助苏联渡过难关，但这个要求被美国拒绝，随后就是苏联的轰然崩溃。但接下来的俄罗斯领导人还是迷信西方，并在美国专家指导推动“休克疗法”，结果换来的却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经济社会浩劫。

　　我们的一些知识精英有点像戈尔巴乔夫和阿达米辛，执迷于西方政治话语，希望中国也尽快融入西方代表的所谓主流文明。看一看前苏联的经历就知道了：苏共下台了，国家分裂了，但西方还不放过，继续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难怪俄罗斯驻北约大使干脆发飙：北约先是要借你的车库，然后要借你的卧室，最后要和你夫人睡觉，所以“我们不再容忍了”。他的话粗俗了些，但反映出了俄罗斯人今天对西方的情绪。戈尔巴乔夫今天依然在西方受宠，但在俄罗斯的支持率始终超不出1％。

　　在西方推动的“民主化”浪潮冲击下，南斯拉夫知识和政治精英完全接受了西方的政治话语，结果却是内战全面爆发，国家迅速崩溃，20多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酿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大的人间悲剧。实际上，这不是一党制与多党制谁优孰谁劣的问题，而是在南斯拉夫特定的国情下，推动西方希望的政治变革必然导致国家的解体和战争，但大多数南斯拉夫的知识和政治精英当时都没有看到这一点。

　　最新的例子还有海地：海地曾是法国殖民地，又被美国统治了近20年，过去20年又实行了美式“民主化”，但最后成了个一贫如洗的“失败国家”。其实环顾整个发展中世界，根本找不到一个照搬西方话语和模式而成为现代强国的例子。

　　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五千年文明古国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而迅速崛起。西方文明有长处，我们应该借鉴，但一定要以我们自己的眼光来判断和取舍。中国国画大师齐白石曾说过一句名言：“仿我者死，学我者生。”也就是说，机械地模仿别人最后只能是死路一条，学习别人的长处，才是生路。我这里还可以加上一句：“超我者达。”也就是说，要想达到理想的境界，就要知己知彼，最终争取比别人做的更好。[4]

　　2003年，俄罗斯科学院某院士说：“把苏联送入停尸间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苏联自己，我们俄罗斯人以我们沉痛的灾难为代价，成为耶稣，悲壮地走向祭坛，向世人宣告苏联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条绝路、死路。个别超级大国绝对没安好心，其他国家和民族千万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引自专题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第八集解说词）最近，俄罗斯作了一个社会调查，问“斯大林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叶利钦时代”、“普京时代”的功过，以及你愿意生活在那个年代？“叶利钦时代”均在末位，愿意生活在“叶利钦时代”的人只有1%。[5]

　　但我国有的人却说：“俄罗斯人民对已故的叶利钦总统高度评价和热爱”，“俄罗斯人民缅怀他、纪念他”。这种违反俄罗斯人民情感的言论说明了什么，难道不是要诱导中国也走上盲目崇拜西方经济政治制度的老路吗？

　　四、为何中国不能照搬西方多党制

　　综上史实可证明，实行多党竞争轮流执政制度必要条件为：有一个共同的纲领，共同认可的宪法。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国际秩序大变局的序幕已经拉开。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学会独立思考，本着自己的良知、学识和爱国精神，在吸收世界智慧的同时，摒弃西方新愚昧主义和绝对主义，共同探索和建构“后美国时代”的中国话语和战略，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做出中国人自己的独特贡献。有些人从反腐败的善良愿望出发，认为搞西方多党制可以更好地遏制腐败，但这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20 世纪后期，西方国家加大攻击一些存在的腐败现象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并以“普世价值”的名义向他们推销西方多党制。近20 年来，有几十个发展中国家主动或被动地实行了多党制。但这不仅没有遏制住腐败，反而进一步引发了社会动乱。相反，新加坡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创造了不同于西方多党制的政治模式，在廉政建设和社会繁荣稳定等方面都走在世界前列。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剧变后都实行了西方多党制，这不仅导致原有制度被颠覆，还为腐败高发所困扰。值得深思的是，2008 年世界上最腐败的十个国家和地区中，9个是实行西多党制的国家。[6]

　　这些事实都揭穿了实行西方多党制能够解决腐败问题的谬论。现在，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方面，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人民民主有了一定发展。但另一方面，“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充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的影响，并且经常侵蚀党的干部和国家公务员队伍”(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1987年10 月25 日)。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照搬西方多党竞争的制度，在中国将会出现各种色彩的众多政党，但多是低档的、没有明确政治纲领的或只代表某些局部利益的政党、政团。这已为辛亥革命后政党林立和“文化大革命”中派别丛生的历史所证明。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专制历史很长，民主法制传统很弱，在体制转型期，利益矛盾复杂，有些宗教、民族分裂势力还得到国外某些政治势力的扶持。这种情况下，如果搞多党竞争的西方议会民主制，代表局部利益和无政府主义的势力以及代表分裂国家的势力就会以政党的形式出现，损害国家、人民的整体利益，甚至造成政治风波。正如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所说：“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了它的恶果。……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7]应当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仍有不完善和不成熟的地方，西方民主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相对先进的管理理念、方式和手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决不能照抄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在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毫无疑问，如果在中国搞什么西方那样的多党制，将会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出现曲折、倒退，乃至再次丧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

　　五、坚持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应健全对执政权力的监督

　　“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但是还要改善共产党的领导”。这个问题在共产党执政以前就已经提出来了。1945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等访问延安，就曾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希望中国共产党不要重蹈历代革命者胜利后腐败堕落乃至最终灭亡的覆辙，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当时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这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这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回答为我们指明了人民民主监督的本质和方向。1957年邓小平也讲：“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8]这些话讲得多么好啊！但是，党在执政后并没有把人民民主的监督变成有法律保障的、可操作的制度，在一段时间内，对党内外人士的监督还出现了不应有的失误。在这种情况下，对执政权力的监督机制建设，就成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如何把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民主监督这条“新路”真正落到实处，使之成为不以领导人意志为转移的、有法律保障的、可操作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既能经常能听到各种不同意见，集思广益，又能有效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这是我们探索对执政权力监督的一个基本思路。现在的问题是要把这个原则贯彻到全面监督机制的各个方面，形成具体的可操作的法律和制度。这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总体包括：第一，党的执政方式的改革与党内民主监督。要处理好人治和法治的关系、党和政府的关系。完善民主集中制，要探索党内纪检监察制度的有效形式等。第二，权力制约监督。要坚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此前提下，要加强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制度建设：加强人大对行政、司法权力机关的监督；完善党领导下公、检、法、司相互制约、协调而又能保证依法独立行使司法审判权、检察权的机制；审计对国家财政的监督等。第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推选更多的非共产党人士参与公务员队伍建设，乃至担任国家领导职务。第四，对经济工作的监督。要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监督机制。如政府对食品、医药、安全生产的“市场监管”制度；房地产交易、国有资产及国有企业的监管制度等。第五，实施廉政监督。多管齐下，治本的是预防腐败体系的建设。第六，实施舆论监督。制订和完善《舆论监督法》，保护媒体监督的合法权利。探索农民工自治及人大、政协代表的选举、推选制度等。

　　总之，要在党的领导下，把人民民主监督落实成为不以领导人意志为转移的有法律保障的、可操作的监督制度。当前存在的腐败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剥削阶级的思想，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体制上的漏洞，以权谋私的结果，这是完全违背党的性质、宗旨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而共产党员大多是各行各业的先进分子，与人民群众有着血肉的联系，人民群众反腐败、反对形形色色官僚主义的要求，就是他们监督执政权力的根本动力。在历史上，中国共产党犯过多次错误甚至重大错误，但最终总能靠共产党自身纠正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能为着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民心向背”最终决定历史走向。

　　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探索执政党建设的规律，对长期执政以及对外开放和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规律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对执政权力的监督机制的探索有了多方面的实实在在的进展，这是我们对推进人民民主监督建设抱有信心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60周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总体水平达到小康，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全面推进，国家政局稳定，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显著提高。这充分证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制度。60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8.1％的速度增长。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679亿元，到1978年增加到3645亿元，2008年超过30万亿元，年均增长8.1％，而1961－2008年世界年均增长速度只有3.6％。2008年我国经济总量比1952年增加了77倍，2008年一天创造的财富量就超过了1952年一年的总量。1978量，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仅为1.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不断提高，2008年为6.4％，位居美国和日本之后，居世界第三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由1952年的119元上升到1978年德81元后，提高到2008年的22698元，扣除价格因素，2008年比1952年增长32.4倍，年均增长6.5％，其中1979－2008年年均增长8.6％。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49年的不足100元提高到2008年的15781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18.5倍，年均增长5.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49年的44元提高到2008年的4761元，其中1979－2008年年均实际增长7.1％。2008年底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款达21.6万元，比1952年底的8.6亿元增加2.5万倍，人均由1.6元增加到16407元。[9]

　　2009年，面对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据初步测算，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仍达到33535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比上年增长8.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5％。联合国发表的2009年国际经济报告指出，如果中国能够在2009年实现8％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惊人的50％。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当之无愧地成为了2009年带动全球复苏的最强引擎。[10]

　　当然，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系统的改革创新工程。关键在党，希望在青年。邓小平讲：“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11]因此，中国今后的历史走向，关键是党的建设和青少年一代人的政治素质，他们若能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并在对执政权力监督制度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这样，广大人民群众就会无限信任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也就能跳出历史上政权兴衰的周期率，并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简介：  崔景明，女，1958年1月生，河南省安阳人。安徽省直合工大总支民建会员，安徽省合肥工业大学人文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学位。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伦理学 思想政治教育 历史学。

　　[1]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学习材料汇编【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第2页

　　[2]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学习材料汇编【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第90－91页

　　[3]李道揆，美国政府与美国政治（下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出版第687页

　　[4]《环球时报》2010年1月26日

　　[5]苏联人为何“不珍惜”苏联【N】，报刊文摘，2008－11－03（A02）

　　[6]钟廉岩。多党制不是解决腐败问题的灵丹妙药【N】。光明日报，2009－05－14（9）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284-285页

　　[8]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270页

　　[9]《一天等于一年：60年巨变令世界惊叹》，《中国信息报》.2009年9月8日

　　[10]《“保八”成功，我们信心倍增》，《人民日报》2010年1月22日。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3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