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扩大和深化，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印证了十七大对形势的分析和判断。那么，在危机和危机后新的历史起点上，应如何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实含义呢？下面是作者的个人解读和思考。

　　一、危机中关于中国何去何从的争论

　　翻开人类走过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次大的政治经济危机，都会导致国际政治力量的重新博弈和洗牌，都将对世界既有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新的影响和冲击，都会引起现有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面对当前由金融危机引发而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中国将何去何从？中国将采取何种战略加以应对？对此，国内外专家学者争论不休。一部分人说，在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下，世界各大国中只有中国经济仍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说明危机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能在危机中独善其身，并将在危机中崛起成为世界经济的领航者。他们说，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实力足可傲视群雄，无须再低调做人，大可随时向他国表达中国的“不高兴”。他们甚至主张，中国大可不必宣称什么和平崛起，完全可凭实力仗剑经商。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改革开放30年，尽管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成绩的取得是建立在低人权、低劳动成本为代价的基础上的，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还缺少相应的体制机制作支撑，在发展的可持续性上还比较脆弱。因此，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问题的关键都不在外部而在自身，中国引领不了世界，中国需要世界正如世界也需要中国一样，中国必须一如既往地保持低调务实、韬光养晦，可以积极承担大国责任，但无须处处去出大国风头。他们经常引用温家宝总理的话（“中国做好自己的事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来强调做好自己事情的重要性。这一部分人强调，中国不可能在危机中独善其身，必须做好做足应对危机的全方位准备，同时把握住国际政治力量正在进行博弈和调整的历史机遇，埋头苦干，发展自己。他们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加深，未来世界是大家的，中国只能在和平崛起中寻求双赢或共赢。

　　那么，面对时下的争论，我们该如何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背景下把握中国未来？又该如何理解和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的历史背景

　　邓小平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 “猫论”和“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平息了当时是否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姓“资”姓“社”问题的争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肇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为改革发展争取了宝贵时间和机遇。面对当时一贫如洗，经济社会濒临崩溃的现实，小平同志曾非常严肃地指出，“中国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所以从那时起，我们的口号就是“稳定压倒一切”， “发展是第一要务、是硬道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改革开放之初的经济社会现实，决定了当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内涵只能是经济大发展，千方百计先把“蛋糕”做大，我们的政策导向是“效益优先、兼顾公平”，把效益摆在公平之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其目的之二是要向世人宣告，中国不会走向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道路。对此，我们的武器是坚持“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其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中国的改革不会走向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道路的有力保证。

　　三、为什么要再次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30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充分证明了中国式发展道路的成功。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210872亿元，年均增长9.7%，远远高于同期世界平均3%左右的增长速度，GDP跃居到目前世界第3位，坐拥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头衔，绝对贫困人口从2.5亿下降2500万。从“北京共识”成为国际理论界热点到“G2”国际治理模式的提出，从1000余所孔子学院的遍地开花到中美经济及战略对话攻守之势的逆转，无不证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和无远弗届的经济影响力。尽管目前国际上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标签仍有不同看法，国内发展积累的矛盾一定程度上成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阻力，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绩有目共睹。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有着面对成就的欣喜与自信，也有着面对现实的考量与忧思，同样有其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

　　其一，中央清醒地看到，我们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党的执政能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对改革发展稳定一些重大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不够深入；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

　　其二，在全面研究世界上成功的发展模式之后，中国已经变得比过去更加自信了。通过摸索和对比，我们发现，任何一个现成的模式都不可能解决具有“中国特色”的困难和问题。中国必须另辟蹊径，用自己的方法解决自己的问题，用自己的模式实现自己的目标；中国必须强调自为，用自己的智慧实现民族的复兴，用自己的实力找回昔日的光彩。

　　中国的自信既源于“放眼看世界”，也源于自身的成就。从主流理论界对民主的正面肯定（如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里对民主的高度赞誉），到报告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高度强调，都流露出这种自信。这种自信是一种信号和标志，宣告了中国 “谈民主色变”的时代已经结束。今天的中国政府、中国社会对民主的普世价值给予了毫不羞涩的肯定。对中国来说，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民主、怎样实现民主的问题。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不可等闲视之的进步！

　　其三，近年来，在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这被戏称为新时代“三座大山”的出现，分配不公明显，腐败屡禁不止等背景下，社会上出现了对改革得失的质疑，学术界也掀起了对改革的新一轮争论。面对质疑和争论，报告坚定地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这不仅是对近三十年改革开放方向和道路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关于改革新一轮争论的一锤定音，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未来的发展选择定下了基调。

　　四、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深远寄寓

　　我们注意到，报告对“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都没有预设固定答案，只是明确了 “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公平正义、社会和谐”的原则和目标。因此，只要有利于中国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任何先进的文明成果、任何有效的管理方式都可兼收并蓄。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完全开放的政治符号，可以容纳无限的想象与可能，可以填入任何有益而无害的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旋律的再次唱响，意味着中国在完成了经济建设的初期目标后，正考虑在更高更远的台阶上进行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不只要继续在经济领域纵横捭阖，还有信心在社会领域和政治地带“摸着石头过河”并大展拳脚。我们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十七大报告的历史内涵：

　　其一，经济发展从注重增长结果转变到注重主体即民众对经济发展成果分享的道路上来。借用“持剑经商”的说法，这次中国决心要“运德经商”、“道义经商”，为人民而发展经济、和谐社会。

　　在发展模式上，强调统筹兼顾，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不再片面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明确了经济增长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全部。在分配上，强调“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益和公平的关系，再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一理念的转变，意在遏制近年来收入分配状况恶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万丈高楼总得有几块奠基之石，历史不会在一夜之间走到今天。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历经十年“文革”，经济濒于崩溃、社会一贫如洗，把目光聚焦在放大经济增量、千方百计把“蛋糕”做大上面，是基于现实的理智抉择。而在发展的紧迫任务告一段落之后，人们就不会再仅仅满足于做 “大蛋糕”，而会更多地追求做一块“好蛋糕”，对社会的公平、公正必然会产生更高的诉求。同时，对不公和差距的容忍度也会不断降低。

　　基于此，“民生问题”成了十七大关注的一大焦点。可以不夸张地说，如果说过去是“稳定压倒一切”的话，那么今后 “民生将压倒一切”。对此报告有清晰的阐述：“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所以，无论是肯定改革开放的成就，继续深化改革，还是强调走科学发展之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为了社会更加公平和正义，从而实现社会的发展更加和谐和可持续。

　　其二，正面回应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

　　温家宝总理曾说过：“看一支舰队的速度，并不是看航行在最前面的那只，而是必须看行使在最后面的那只”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在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实现齐头并进的发展，不然其中任何一项改革发生了滞后，都会严重影响到“这支舰队”的整体速度。政治体制改革正是“行驶在最后那只舰“。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在社会经济文化未来的发展目标明确后，政治领导力量的发挥就成了问题的关键，因为只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稳步跟进才能为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保驾护航。

　　十七大报告除了强调要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外，还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使之）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 。

　　就改革开放的逻辑而言，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现代化已经导致社会的多样化和利益诉求的多元化，而经济的现代化与社会的多元化要进一步发展，必然要依赖于政治体制的现代化，同时也必然会反过来要求和推动政治体制的现代化。

　　其三、中国共产党加速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

　　过去三十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同时，其自身也正经历从原先的革命政党到全民执政党的角色和性质转型，前者以使用暴力夺取并巩固政权为唯一目的，后者则以领导全民族振兴为终极目标。两者虽有相交之处，但在手段、风格、团结对象和制度方面均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特点。

　　“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始终是我们党生存和壮大必须关注的根本问题，其核心是是政党的政治定位问题以及同人民的关系问题。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就是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坚持党的人民性。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以提高党的创新活力，增进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自身如不与时俱进，很好地实现执政党的转型，就无法主导政治体制的现代化，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就会失去方向和动力，其他方面的政治改革也很难提到议事日程。

　　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聚焦点和着力点也应该是在发展中进一步解决社会平等与和谐的问题。我想，这也正是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高调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题中之意。

　　（作者系民建贵州省委宣传处何治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