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我们回顾和梳理毛泽东早期多党合作思想，对当前新的形势有着重要意义，是因为毛泽东是新中国政党制度的设计者，他提出了一系列方针、原则，勾画出了新中国政党制度的轮廓，他也是新中国政党制度的积极推动者，率先提出民主党派的名称，积极帮助民主党派建立、发展组织，身体力行，坚持同民主党派合作、协商并开辟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道路，

　　一、多党合作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九一八”事变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以国共两党为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矛盾发生了新的变化，随着民族矛盾的产生和发展，阶级矛盾也在不断加剧和激化，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在一段时间内同步增长；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民族矛盾首次超过阶级矛盾，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及全民抗战的发动，成为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最重要标志；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阶级矛盾和党派矛盾等都是围绕抗日而展开的，是次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社会矛盾发生深刻变化的形势，在西安事变发生前后，及时调整策略，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如毛泽东在第二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所说：“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使多党合作思想的形成成为可能。

　　马列主义有关争取同盟军问题的精辟论述，成为毛泽东有关多党合作制的理论依据，而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各阶级的实际情况成为毛泽东建立多党合作制理论的思想源泉。

　　二、毛泽东有关多党合作的早期论述

　　“九一八”事变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对要求抗日的开明绅士几乎没有专门的认识和区分，而一概称其为“豪绅地主”作为打击对象。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开始认识到地主阶级等剥削阶级在抗日中的作用，宣言将统一战线扩大为愿意抗日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民族大联合，这样就有可能把抗日的地主绅士包含其内。瓦窑堡会议决定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确定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这个政府的成分将扩大到广泛的范围”，“那些只对民族革命有兴趣而对土地革命没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这是中国共产党政策的重大转折，也为毛泽东早期多党合作主张提供了政策依据。

　　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作了30分钟的演说，在这2162字的讲稿里，他从中国社会阶级的构成特点出发，系统地阐述了多党制度，他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它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及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从头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

　　讲稿全文，毛泽东6次提到民主合作，他说：“一部分共产党员，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保存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上有一条，规定共产党员应当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就是针对着这一部分还不明白党的政策的同志而说的。”“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我们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宗派，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而多党合作实质上就是民主合作的具体体现，由此可见，实行多党合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三、几点启示

　　毛泽东在早期的多党合作思想中至少有以下四点值得我们继续深刻思考。

　　（一）多党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典范

　　《共产党宣言》中强调，无产阶级要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必须促进各革命政党的联合，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理解中，在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逐步认识到了联合的重要性。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像世界上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和主义一样，不会是某一部分人或某一个党的专利品，它应当而且必然欢迎别的任何人和任何党来研究、来实行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把多党合作当作与抗日同等重要的中心任务是非常英明的决策，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创建树立了典范。

　　（二）党的领导干部带头执行“三三制”仍具有现实意义

　　早在1940年3月6日，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文中正式提出“三三制”政权建设的原则：“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同时强调：“上述人员的分配是党的真实的政策，不能敷衍塞责。”到《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毛泽东早期多党合作思想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些瑰宝般的论述，对当今多党合作制度的发展仍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在现实中，我们在执行多党合作制度中还存在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理解不够深刻。“三三制”给予我们启示就是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应该带头执行多党合作制度。

　　（三） “精兵简政”不仅极大地鼓舞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热情，对于当今的行政体制改革也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1941年第二届参议会期间，李鼎铭的“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这一建议招来许多非议，毛泽东却说不管谁提出的意见，只要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他的办。中共中央向各根据地推广了精兵简政的政策后，经济状况很快得到好转，陕甘宁边区的政府人员精简了三分之一，军队和机关学校又开展了大生产，连毛泽东等领导人都分配种地缴粮定额。

　　“精兵简政”这一提案的采纳，不仅极大地提高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热情，就是到今天提案本身也具有极高的社会价值，《宪法》第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实行精简的原则，实行工作责任制，实行工作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制度，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反对官僚主义。”因此“精兵简政”不但不过时，对于当今的行政体制改革也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四）多党合作思想对当今社会管理仍然具有宝贵的指导作用

　　胡锦涛主席在今年2月19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讲话中指出：“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还不少。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反映。”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思想，并把多党合作作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实际上社会管理正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当代特征，这是因为多党合作有利于正确处理和协调各种社会矛盾，在共同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充分表达各自所联系的群众具体利益，使各种利益要求通过正常渠道经常地、畅通地反映到决策部门，及时地了解和掌握其他渠道不易掌握的各种社会心理、社会动向及潜在的矛盾因素，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处理。总之，充分发挥多党合作制度的优势是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格局，加强社会管理制度建设，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的重要保障和时代要求。　　　　

　　（作者：周泽，民建北京市委理论委员会副主任、民建石景山区工委主任；汪礼俊，民建石景山区工委副主任）